两年前，腾讯、阿里等8家机构从数以万计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站在了个人征信牌照的门口，令市场感到兴奋。然而两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成功迈过最后一步。



近日，多位监管部门相关人士的表态更是给期冀个人征信市场的诸多公司和资本泼了一盆冷水。因为，连最初入围的8家公司似乎离市场需求和监管部门的要求相去甚远。可见监管部门对个人征信这块牌照的谨慎态度。



“个人征信不可先乱后治。”按照这一明确的思路，这些期冀个人征信市场的机构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以符合要求。



为什么需要市场化



一直以来，关于个人征信市场的大讨论就从未停止。



在由央行征信管理局、世界银行集团、APEC工商理事会主办的个人信息保护与征信管理国际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指出，“国内公共征信机构和市场化征信机构协同发展是未来征信业的发展方向。”



由于金融业务和个人信息的敏感性，征信产品从经济学上来说是“有条件的公共产品”。因此，由政府或行业成立公共征信机构成为各国的一种选择，在中国则有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但市场的要求是多样的、多层次的，因而还需要一些商业化的征信机构作为补充，深耕细分领域，为市场提供灵活高效的服务。



以农村地区为例。由于央行的征信数据是建立在丰富的信贷记录基础上，而在农村地区，大部分的农民群体还没有和银行发生过借贷关系，因此传统的征信系统无法全面收集农民的信用数据，征信数据的缺失一直掣肘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所以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弥补农村征信不足的一项重要工程。在《征信业管理条例》中也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推进本地区、本行业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培育征信市场，推动征信业发展。”



记者了解到，田东县政府和人民银行百色市中心支行于2010年联合推出了《加快推进田东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工作方案》在当地正式开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2015年，田东县实现了信用村在53个贫困村的全覆盖。田东县通过信用体系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征信不足的问题，对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的“田东经验”向百色市全市推广。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一些农村地区的信用体系覆盖率已经达到90%，但贷款覆盖率却连20%都不到。因为有部分农户并没有贷款需求，这就意味着虽然对很多农户进行了数据采集，但其信用数据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即使那20%用于信贷业务的数据，也未能与金融机构实现快捷的联动应用。



可以看出，农村信用体系的建设模式并不能完全适应于征信的要求。



“因此，需要引入市场化的征信机构来推进信用体系建设。”陆世新说，在他的设想中，政府可以引入一些正规的征信机构在当地开展信用体系建设，政府在政策上和资金上可以对这些征信机构给予一定的支持。而政府也将从“主导”的位置转换为“指导+监管”的位置，对这些征信机构进行监督，以保障农户信息数据的安全。



事实上，在央行征信管理局的规划里，未来征信机构应该是覆盖全社会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表示，新培育的个人征信机构，必须能够与央行征信中心互补，能够提供综合性的服务，央行征信中心和这个市场化的个人征信机构按照市场规则进行信息共享。



为理顺市场机制，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其今年的两会提案上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是要明确监管重心，避免对市场过度干预。其次，明确央行征信中心的非营利性‘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定位。还有，建议监管当局以调动优质市场主体积极性参与征信市场为目标，做出征信业市场化顶层设计。最后，建议尽快建立牌照发放制度。”



不过，吴晓灵强调，市场化的征信机构应该是有限竞争的，不能太分散，而且要有相当的门槛。



市场化有一定阻碍



征信市场需要市场化的机构，但现实情况是，一边是互联网金融的爆炸式发展急需个人征信的加持，另一边却是个人征信牌照一直处于难产状态。至少从最近监管层所释放的信号来看，短期内发放个人征信牌照的可能性并不太大。



万存知表示，目前开展个人征信业务的8家机构没有一家是合格的。



“主要是有几个‘没想到’。”万存知说，第一个没想到的是，发完通知对8家机构进行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刚起步就碰上互联网金融整顿，并且到现在还没结束。换句话说是互联网金融业态到现在也不稳定、不定型，在这个领域怎么做征信业务是需要研究的。第二个没想到的是，社会公众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空前高涨，对8家机构要求更高了。第三个没想到的是，这8家机构实际开业准备的情况离市场需求、离监管要求差距那么大。



“所以综合判断，8家进行个人征信开业准备的机构目前没有一家合格，在达不到监管标准情况下不能把牌照发出去。”万存知强调。



那这8家征信机构到底有什么问题?万存知进行了具体剖析。第一，8家机构每一家都想追求依托互联网形成自己的业务的闭环，这样在客观上就分割了市场的信息链，而且每一家的信息覆盖范围都受到限制，因为信息不广、不全面，这样带来产品的有效性不足，不利于信息共享。第二个原因，这8家机构各自依托某一个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发起创建，在业务或者公司治理结构上不具备或者不具有第三方征信独立性。第三个原因，这8家机构对征信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规则了解不够，而且也不太遵守规则，存在信息误采、误用问题。



显然，仅这三点就几乎推翻了现在8家试点机构的商业模式、股权结构和战略定位。



万存知还表示，个人征信不可先乱后治。“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在中国现阶段有很多人想做征信，在全国工商登记中带有征信字样的企业有50多万家，其中想做个人征信的机构就有20多万家。假如都给他们发牌照，进来有问题再整治，这最终可能成为笑话，是不可能的。”



至于什么时候牌照能够发出来，万存知说，这个取决于基础工作的进度和质量。“一些基础工作要做细，研究要做透、措施要做稳妥，还要与各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协调，需要时间，希望大家谅解。对于符合审慎监管条件的个人征信申请机构，人民银行将积极稳妥地尽快推进个人征信牌照发放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也在研讨会上透露，人民银行正在积极稳妥地加快推进个人征信业务牌照发放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个人信息如何在信息提供、采集加工和使用过程中得到有效保护，人民银行正在抓紧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在个人征信市场准入和业务活动开展中，我们强调注重把握三方面的原则，包括第三方征信的独立性原则，征信活动中的公正性原则，个人信息隐私权益保护原则。”陈雨露说。



做好个人信息保护



的确，在信息化的进程中，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也成为了比较突出的问题。当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行业正面临比较严峻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甚至违法犯罪的态势。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6)》显示了一组数字：54%网民认为个人信息泄露情况比较严重，84%网民曾经遭受过因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响，类似于广告推销等等之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喻海松在研讨会上透露，“来自公安部门的数据，从2016年4月开始打击侵犯网络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半年时间查获了290亿条个人信息。这两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当下的态势。”



显然，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对此，陈雨露在研讨会上表示，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在履行征信管理职能过程中，始终将维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作为监管的核心理念，在制定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完善法律法规、提高监管的强度和有效性、开展征信宣传教育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等五个方面努力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全球经济社会正加速向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转型发展，在立法、监管、技术等方面存在不足的情况下，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也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了很多新问题、新要求和新挑战。



“比如，个人信息领域规则和标准的不统一、不明确，使得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与无序滥用的现象并存，信息过度采集问题屡起争议，给信息主体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侵害;一些行业的‘害群之马’打着创新旗号倒卖交易数据，给行业声誉和公众信任带来了极大冲击;信息复制的无限性和低成本，使得信息二次利用和传递变得迅速而隐蔽，传统意义上的‘目的限定原则’实现难度增大;还有一些从业机构数据处理能力和技术实力欠缺，使得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难以保证。”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对新问题举例说明。



在新常态下，如何进一步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和征信管理工作?陈雨露指出，这需要平衡好一对关系，应对好双重压力，把握好三方面的监管协调。



陈雨露解释，一对关系是指商业化应用所需的数据自由流动与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需要平衡。征信行业必须在信息共享与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动态平衡中前进，关键是要让信息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自由流动，充分释放信息流动所产生的红利。



双重压力中，第一重压力是指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加上不同信息主体风险暴露和维权诉求的差异比较大，使得个人信息保护和征信维权工作面临点多、面广、条线长的巨大压力。第二重压力是指，个人信息侵权违法犯罪活动采用的技术手段日益复杂，地域跨度较大，现有的管理模式以及人力和技术的配置很难满足有效识别、监测和处理的需求。这不仅体现在征信管理工作中，也是其他信息行业管理面临的共同挑战，直接反映在部分个人信息泄露案件追踪难、取证难等方面。面对上述双重压力，需要继续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征信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监管能力和水平。



陈雨露还表示，要把握好三方面的监管协调。一是对信息提供方的监管协调。确保信息按照“最低、适用”的理念采集，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二是对信息采集加工方的监管协调。确保征信机构行为遵循征信规则的要求，确保征信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三是对信息使用方的监管协调。确保个人征信信息的依法有限使用，确保信息主体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



李东荣也认为，应凝聚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化力量，共同构建一个包括法律约束、政府监管、行业自律、机构内控、社会监督、公众教育等在内的，综合化、立体式、更具信息化时代适应性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