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普惠金融”在国内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小额信贷—微型金融—传统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的演变和发展，其服务的供给主体也日趋丰富和多样化，普惠金融不再仅仅是乡村银行和民间组织的职责，越来越多的大型金融机构和主流金融机构加速跟进到普惠金融服务的队伍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致力于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带来了更多机遇。近年来，他们努力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推动网点渠道创新转型，在便民、惠民金融领域加大创新支持力度，金融服务覆盖面明显扩大。同时，金融科技公司也成为普惠金融服务的新生力，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代表的金融科技，亦成为人们获取金融服务的重要方式之一。

普之城乡 惠之于民

普惠金融，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特别是让边远地区、农村地区的居民和低收入人群也能享受到最基本的金融服务。

2016年1月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将普惠金融界定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的、有效的金融服务，优先扶持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可见，推进普惠金融工作，加快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仍是重点。

在世界储协第一届农村普惠金融研讨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局局长赵阳介绍，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不断完善扶持政策，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创新的力度。无论是推进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显著提升，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据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9月末，全国涉农贷款余额30.6万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为25.6%;农户贷款余额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发放精准扶贫贷款余额3000多亿元，贷款覆盖740余万人，人均贷款余额4万元。

一直以来，大型银行都是我国银行业的领航者，具有资金成本、人才队伍、机构网点、管理经验等优势，这些优势是其他金融机构短期内难以复制的。同时，大型银行有非常丰富的信贷管理系统和经验，资金来源充裕，这些都是其发展普惠金融事业的优势。

为让大型银行能够在普惠金融领域发挥好作用，2017年5月26日，银监会发布《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聚焦小微企业、“三农”、创业创新群体和脱贫攻坚。银监会要求，在6月底前大型银行要形成普惠金融事业部具体方案，2017年内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设立。在这期间，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以及交通银行五大行均在总行层面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并制定了各自的普惠金融事业部建设的实施方案。

虽然监管层对于股份制银行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并无强制性要求，但股份制银行加码普惠金融也已成为趋势。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和浙商银行相继于2017年10月和12月宣布成立普惠金融部。

2017年10月，央行发布通知，自2018年起，将之前对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的定向降准考核范围扩大至普惠金融领域贷款，降准幅度为0.5个到1.5个百分点。按照央行有关负责人的表述，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可覆盖全部大中型商业银行、约90%的城商行和约95%的非县域农商银行，有助于鼓励其将信贷资源持续向普惠金融领域倾斜。这更为金融机构发力普惠金融打了一剂强心剂。

事实上，在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之前，各大银行都已经在普惠金融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并取得诸多成果。

以农业银行为例。截至今年6月末，农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827亿元。同时，农行还针对不同农户群体信贷需求特点，形成了“小额+大额+特色产品”的农户信贷产品体系，有效满足了各类农户融资需求。面向中小规模农户，该行专门推出10万元以下的农户小额贷款产品，在贷款准入、担保、评级、授权、流程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创新。2008年至今已累计投放农户小额贷款8586亿元、服务近2000万户农户。截至6月末，农行县域贷款余额3.48万亿元，农户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达10760亿元，

拥有近4万个网点、15万个助农取款点、10多万台自助设备在内的实体网络，覆盖了中国内地近99%的县域农村地区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以下简称“邮储银行”)，在普惠金融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做好普惠金融是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使命，需要金融机构有坚定的社会担当。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大力发展‘三农’金融，不断提升扶贫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让每一个需要金融服务的贫困人口享受到现代化金融服务的目标正逐步实现。”邮储银行行长吕家进说。

记者了解到，近两年，邮储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的全行推广工作在各地有序推进，有27家邮储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分部先后成立，已经初步形成专业化为农服务体系。2016年，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成立了扶贫金融事业部，发行金融债，加大了信贷资源对脱贫攻坚的倾斜力度。

2015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农业部、银监会共同致力于构建覆盖全国的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建立以来，新增担保额300多亿元，担保项目2万多个，担保费率在1%—2%之间，普遍低于市场平均担保费水平。”赵阳说。

世界储蓄与零售银行协会总监德克•斯麦特认为：“中国在农村普惠金融方面是走在世界前沿的，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破解农村普惠金融难点

农村各类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正在日益增长，但也面临不少挑战。Abdul Latif Jameel扶贫实验室政策研究员萨曼莎•卡特认为，世界农村普惠金融普遍存在两个挑战，高成本的交易和有限的信息。“对于金融服务来讲，农村地区的单笔交易金额较小，对于银行来说很难覆盖成本;其次，农村可能没有足够的抵押质押品，如何评估他们的征信也存在困难”。

我国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遇到的难题有哪些?银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用三句话概括：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户贷款，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的现象依然存在;农村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生态环境差的状况依然存在;部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空白，服务不充分、竞争性不够依然存在。

除农林牧渔传统的产业需求以外，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农村新业态，如乡村旅游、健康养老、农村电商等，也亟须得到金融资金的支持。

随着农村经济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延伸，农村的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将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广阔市场空间。据介绍，邮储银行从传统农户小额信贷起步，逐步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目前已经形成了农户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涉农商户贷款、县域涉农小微企业贷款和农业龙头企业贷款等5条产品线，实现了对所有涉农市场主体的全覆盖。针对各地农村差异性大的问题，邮储银行还因地制宜地创新抵质押担保方式，先后将大型农机具、大额农业订单、涉农直补资金、土地流转收益等纳入抵质押物范围。

此外，针对“三农”有效抵押担保物匮乏、风险偏高等难题，邮储银行搭建“银政”、“银协”、“银企”等合作平台，“比如我们与政府合作，由政府提供风险补偿资金，银行按比例放大贷款规模，缓解农村抵押担保难;与龙头企业合作，为全产业链提供金融服务，并利用产业链优势控制风险;与保险、担保合作，多方分担风险损失。”邮储银行副行长邵智宝说。数据显示，5年来，邮储银行累计发放个人经营性贷款超过2万亿元，有效缓解了“三农”融资困难。截至2017年9月末，邮储银行涉农贷款余额超1万亿元。

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看来，发展普惠需要金融，要注重供给与金融需求同时发力，但更要着眼于需求。“也就是要增加对金融需求的调查，摸清农户有无需求、是什么样的需求，以需求带来供给创新。”王擎说。

如何满足客户的贷款需求，作为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县，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不断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中国人民银行海盐县支行、海盐农商银行、邮储银行等8家涉农金融机构相继推出“农宅通”、“农钻通”、“农股通”等金融产品，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同时，实现了涵盖农村集体经济股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和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经营权三大权为一体的金融产品，推进农村产权的流转、抵押、置换和入市。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发放贷款4.53亿元，涉农主体416户。

“我们设立了3000万元的原始风险补偿基金，一旦农民在贷款过程中出现经营不良，基金和银行将按照3∶7的比例分担损失，单笔最高补偿金额200万元。”海盐县财政局农业科科长吴叶慧说。政策的“牵线搭桥”，不仅盘活了农民资产，也让银行吃下“定心丸”。

有了银行普惠金融“撑腰”，海盐县农民创业更积极。目前，海盐县已开办家庭农场535家，2016年农产品销售额达2.88亿元。

在鱼米之乡湖北省，当地涉农金融机构因地制宜，推出了邮储银行水产养殖“富民贷”， 竹溪农商银行“名贵苗木”抵押贷款、中国银行“菇农贷”、 宜都农合行与宜都市政府、保险公司联合开办的小微企业保证保险贷款等产品，满足了农户和小微企业主的融资难题。

数字化普惠金融是趋势

如何从根本上破解普惠金融“风险大、成本高、收益低”的难题，提高市场覆盖率和渗透率，推进普惠金融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发展数字化普惠金融很关键，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降低农村低收入人群金融服务的成本。“各国金融机构应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将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以数字技术驱动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创新。”吕家进表示。

农行就在推进互联网金融与服务“三农”需求中找到了契合点。

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康义介绍，2017年以来，农行将互联网金融服务“三农”作为全行的“一号工程”，打造“惠农e通”平台，融合网络融资、支付结算、农村电商三大功能。“如今，农行农户网络融资贷款余额超过100亿元，平台上线商户达145万户，交易金额超过2200亿元。”康义说。

记者了解到，农行以智能手机等多样化的终端为载体，在电商平台中整合新农合、新农保以及各类涉农补贴等代付业务，农村水、电、燃气、手机缴费等代收业务，为“三农”客户提供丰富的代理服务。同时，开通理财、基金、保险、贵金属等投资类产品线上销售渠道，为“三农”客户提供丰富、便捷的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此外，农行还为“三农”客户提供线上票务购买、医院挂号、农业信息等生活服务，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截至2017年6月末，农行上线电商平台商户总数已达16.8万个，能支持1400余种缴费服务。

翼龙贷则凭借互联网技术创新和大数据扎根中国的农村地区，通过培育农村信用体系，打造出了成型而又独特的“‘三农’信贷工厂”，为普惠金融事业提供助力。

记者了解到，翼龙贷推出了以线下线上联动为特色、通过线下实地调研实施风控的“同城O2O”模式。利用“同城O2O”贷前家访积累的大量信用信息，结合互联网技术及大数据优势，在实践中发展出一套适合农村社会的信用甄别体系及风险控制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大数据的反欺诈机制，旨在打造农村“信贷工厂”，培育农村信用体系。

“这体现出互联网金融有很强的信息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表示，“传统金融获取个人和企业信息都通过征信系统获得，往往征信体系不完全、数量有限、覆盖人数不够、交易信息不完整，而通过征信系统以外获取信息的成本很高。如此一来，互联网金融把信息优势转化成了成本优势。”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金融是一个跨期限经营风险的行业，无论何时何地，金融企业都要在风险和收益中寻找平衡，普惠金融自然也不例外。

如何解决农村贷款风险大、农户贷款还不了的问题，银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峰认为，要完善风险分担管理机制。农村普惠金融业务应坚持成本可算、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服务原则。目前在风险分担方面主要做法有：通过担保、保险增信，建立地方风险补偿基金，以及一些地区和银行采用的风险熔断机制。

在宜信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战略官陈欢看来，科技的使用，不仅降低了获客的难度，同时还提高了金融风险识别能力，通过金融科技的使用，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数据的沉淀越来越多，这使得数据留存、分析、使用的程度高于以前，提供了金融机构风险判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