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荷兰银行的发展历程，正成为我国农信社改革相关各方共同关注的话题。

这家名为荷兰合作银行的金融机构曾在今年4月接待了银监会合作金融监管部主任姜丽明的到访，其独特的发展轨迹显然引起了这位我国农信社改革蓝图规划者之一的极大兴趣。不久前，姜丽明发表《荷兰合作银行情况及对我国农信社改革发展的启示》(以下简称《启示》)一文，尽管这篇长文分两次在央行主办的《金融时报》最末一版刊出，但还是很快引发了坊间对农信社改革顶层设计的各种揣测。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统计发现，该文使用“我们”一词共6处，如“我们认为”、“我们总结”等，结合作者的身份，此种行文方式可能具有官方基调。荷兰合作银行上海分行公关部经理王黎维告知本报记者，《启示》一文应该是姜丽明于今年上半年赴荷兰合作银行总部实地调研后所成。

中国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周永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文是姜丽明的个人观点，但 “代表一定取向”。而此前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与《农村金融时报》联合进行的农信社改革深度调研活动中，多位业内人士也从不同角度对荷兰合作银行发展经验作出了各自的解读。显然，如何借鉴荷兰合作银行发展模式，对我国农信社改革的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实施战略转型与发展

姜丽明认为，紧密结合经济社会的变化，不断实施战略转型与发展，要适应我国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科技化发展趋势，全面实施以县(市)为单位的统一法人工作，加快推进农商行的组建工作，建立健全现代农村制度，提升支农服务水平

荷兰合作银行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

这是一家以合作制为基础的专注于农业和食品领域特色金融服务的银行。姜丽明在实地考察荷兰合作银行后，在《启示》一文第一部分就回顾了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初创和商业化转型的历史，得出我国农信社必须紧密结合经济社会的变化不断实施战略转型与发展的启示。

荷兰合作银行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保持了原有区域经营的限制，其中央合作银行与成员行之间建立了分工协作的产业模式。而在目前，我国很多农商行正在通过设立村镇银行等着力进行跨区域性经营。针对二者情况相反的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向记者解释，其核心前提是我国是否准备复制和套用荷兰合作银行的体制。

以四川省联社理事长王华为代表的从业者在此前提出，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应以保持、维护和巩固农村信用社体系的完整性为前提。

如果监管部门鼓励农商行进行跨区域经营，则显然与荷兰合作银行区域经营限制相左，也与保持农信社体系完整性相悖;如果不准备保证农信社的完整性，而是鼓励竞争，鼓励农信社系统选择适合自己的体制机制和产权结构，则无需选择荷兰模式。而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何广文曾表示，并不赞成维持农信社系统的完整性，因为其遏制了市场竞争。“这就要看银监会是否要延续现行政策。”杜晓山说。

李林林，目前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用她的话来说，荷兰合作银行的服务“很不错”。在格罗宁根，大部分留学生使用的都是荷兰合作银行的银行卡，“工作人员和顾客间没有玻璃，这种一对一服务很人性化。”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启示》中坦承农信社“在构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客户服务需求的多层次服务体系方面还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

对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杜晓山很为赞赏。“农信社因为受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资产质量等因素的制约，其产品设计和服务形式单一，多数农信社对所有客户基本上就是提供简单的存、贷、汇业务。”他说：“荷兰合作银行这种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和能力值得我国农合机构学习。”据悉，四川省农信社正在有计划地进行对“三农”和小微企业客户的分层分类，专业化的专营机构也正在设立，学习、培训和开发创新各类产品和服务方式，此项工作预计在全省系统2015年实现。

产权模式和治理机制的启示

姜丽明提出，省联社要实现企业化、市场化改革，必须要对现有股权结构进行调整，按照社员行(社)的资本金确定股权份额并确定投票权，以更好地反映社员行(社)的意愿，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机制

荷兰合作银行受到高度关注的重要因素，就是它的产权结构。

荷兰合作银行选择了“上股下合”的产权模式，即中央合作银行是由成员行入股组建的股份制银行，而成员行则仍保留合作制形式，这种基层的合作制形式所产生的内部制约力为其坚持支农宗旨提供了保障。结合当前我国的情况，正在全面推进的农信社向农商行改制显然说明了我们正在选择一种与荷兰合作银行不一样的产权模式。

那么，既然肯定了荷兰合作银行的成功，为什么我们却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呢?“上股下合”与“上股下股”究竟孰优孰劣?

“其实问题不在谁好谁不好，关键是国情不同。”杜晓山说：“事实证明，荷兰合作银行选择的模式是符合荷兰国情的。而中国国土之大，地区间差异之显著，‘一刀切’地套用一种产权模式似乎就有些削足适履了。”

《启示》提到治理机制的作用远大于产权模式的选择，农信社“合改股”之后会不会因为更体现大股东的意愿而无法保证对 “三农”的支持?

记者曾致电浙江温州某农村合作银行，当被问及如何保证支农效果时，该行的一位员工这样回答：“原本农信社时期的地方代表大会现在已经改为股东大会了，支持‘三农’，我们主要是靠自身定位。”

光靠自身定位，如果没有产权模式所带来的内在约束力，农合系统在实际经营时其宗旨会不会发生偏差?杜晓山认为：“短期看，‘合改股’和支持‘三农’是有矛盾的。既然是股份制就要对股东负责，就会不可避免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出现削减对农户和小微企业的贷款而转向大企业和大项目的情况。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追求利润和支持‘三农’其实是可以达到平衡的，但前提是必须愿意和能够正确处理两者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处理得好，两者可以是对立统一体。”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博士李莉莉则告诉记者：“为什么农信社一定要承担支农的政策性任务呢?既然农信社已经明确了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支农与否应该是一种市场选择而非政策任务?事实上，绝大多数农信社并不具备与城市大型银行机构竞争的实力，反而在县域内，在人缘、地缘上具有大机构不具有的比较优势，因此，立足县域仍是其发展的根基所在。”

理顺省联社体制姜丽明表示，省联社加快淡出其行政管理职能，增强服务职能。要将其管理权的授予方式逐步由省政府调整为监管部门，使其真正按照监管要求实施管理。要调整其管理费收取方式，以提供有价服务的方式来获得运营费用，取代无差别收取管理费的模式。按照专业化方向，建立银行业专才为基础的省联社管理层

荷兰发展银行模式对省联社改革之路如何走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东部地区农商行负责人告诉记者：“省联社的行政干预色彩确实还是比较浓重。虽然我们如今已改制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但无论是行政审批还是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都必须经过省联社。”关于省联社的改革，该负责人表示非常赞同姜丽明的观点。

“科技引领服务水平。不可否认，省联社在电子化系统的搭建上是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即使在同一个省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越是发达的地区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就越高。省联社打造的服务系统往往是无差异化的，而这就会导致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跟不上市场的需求。”该负责人说。

杜晓山认为，省联社成绩是主要的，但弱点是过分行政化。各省联社之间也存在着水平差异，有的省联社也可以做到行政干预程度低、服务意识强、管理水准高、能够尊重基层意愿等，许多基层做不了的事情还是必须要由省联社来做。当然，形势在发展，省联社进一步的改革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和要求。

山东省联社政策法规部董海涛则告诉记者，早在几年前，他们就不再收取经营较差联社的管理费了。国家税务机关给省联社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全年收入的0.5%，而山东省联社一直是大大低于应提标准。山西寿阳农商银行行长郑俊生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山西省联社在相当程度上给予企业自主权利，使他们的经营业绩和服务 “三农”水平在全省行社中遥遥领先。

另外，把管理权的授予方式由省政府调整为监管部门的说法值得商榷。“在省联社改革的过程中，省政府至少出了一半的钱，直接把管理权收回似乎有些‘过河拆桥’的意味。”有业内人士认为。“而文中提到的‘监管部门’也存在争议，究竟是只要中央监管，还是形成近期业内呼声很高的双层多级监管体制呢?”

李莉莉则认为，省联社作为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建立之初的定位就把管理和指导的职能放在服务之前。但省联社的积极作用还是显然的，构建更高层级的管理机构或者法人机构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机构的建立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基于市场化的组合。构建省级机构的改革路径是一种选择，但不是惟一的选择。从竞争性市场的构建角度来看，她并不赞成搞全省的统一法人，那是在消灭竞争。

而对于省联社未来由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的转变，李莉莉提出两点建议。其一，如果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社员行的服务需求就是省联社的服务重点，围绕这些需求将是未来省联社服务的核心。其二，从普惠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微观角度着眼于以需求为导向，构建能够在竞争基础上为所有金融需求者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微小型企业提供服务的普惠金融组织机构体系;中观角度着眼于构建保障金融机构竞争性运转的制度基础，包括建立金融机构评级体系、完善审计监督机制、支付体系、流动性保障机制，以及创造有利于这些零售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外货币和资本市场的机制;宏观层面则着眼于培育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恰当发挥政府的作用，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框架和存款保险制度。

能够如此深度影响到中国农信社改革，这是荷兰合作银行始料未及的，这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在华进一步拓展业务带来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