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公开招标来决定财政资金的存款银行，这一看似公平的方式却受到部分业内人士的质疑。

在稳增长的压力下，各地方政府为了保持地方经济的活力积极寻求财政资金以外的可用资金，庞大的金融资源被视为重要的力量。因此，地方政府寻觅各种方法，试图让更多的金融资源能够留存、投放在所辖区域内。

然而，由于经济的下行，银行业风控压力加剧，让很多商业银行在信贷投放中趋于谨慎。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更为激烈，稳定的财政存款由此成为地方政府手上的重要筹码。

财政存款的选择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完成了2016年第一期市级财政资金竞争性招标工作，招标项目为财政资金1年期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标金额为60亿元，共24家银行参与投标。

根据各家银行的投标，以及综合指标评分，最终杭州此次市级财政存款招标确定工行浙江分行营业部等12家银行中标。

事实上，这早已不是杭州市第一次以招标方式来决定财政性存款何去何从。国有银行也并非每次都能赢得政府和机关团体存款的青睐。

记者了解到，去年8月，杭州市开始对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公款的存放进行规范管理，杭州卫生事业发展中心的700万元左右的沉淀资金，吸引了中信银行、中国银行、宁波银行、民生银行、杭州银行五家银行赶来竞标。最终，杭州银行综合评分为第一名，成功中标。

杭州银行在北京分支机构的一位内部人士告诉《农村金融时报》记者，财政存款实行招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腐败。“现在各家银行对财政存款的竞争非常激烈，政府比较担心出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拉存款谋利的现象。”他表示，公开招标让政府有了多项选择的机会，对银行的要求都写在招标文件中，更加明确和细化了。

有银行人士向记者表示，地方财政存款的竞争方面，地方中小银行比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更有优势。

工行山东省某县级支行行长说：“财政资金是一种稳定的资金来源，对银行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地方中小银行的利率一般都比较灵活，竞价能力也比我们强很多。而且，地方银行的资金筹集渠道比较狭窄，比四大行更迫切地需要这部分财政存款。”

目前，在沿海一些经济较发达省份的地方政府、地方性国有企业均已普遍采用招投标方式选择存款银行，内地也有不少地方开展了试点工作。少了许多“熟人”关系的影响，这这部分资金的争夺上，各家银行拼的是给出的条件。

上述杭州银行内部人士表示，杭州银行一般会提供央行允许范围内的，基准利率上浮最高倍数的利率。“有的银行还会开出服务费用全免之类的条件。”

“到底要上浮多少，这个是由各家银行自己回去关起门来算账。”农行山东平原支行的一位信贷部门负责人说，“每家银行有自己的存贷款利差，综合考虑资金的成本、放款的收益，还要刨去各种费用，以及需要上交人民银行的准备金、上级行要抽调的一部分准备金。不同的银行计算依据不一样，可以接受的竞价水平也就不一样了。”

尽管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在存款的定价方面往往能够给出比大型银行更加诱人的条件，但是上述农行负责人认为，政府在考虑财政存款的存放银行时，并不会盲目只追求收益。

“财政部门在安全性和效益性上有平衡和选择。国有银行出价低、收益低，但是安全性比较高，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风险。反之，如果把财政存款放在一家小银行，万一银行出现倒闭，财政人员要背负很大的责任。”上述农行负责人说。

对此，前述工行支行行长表示认同。“这也是我们县还没有进行财政存款招标的原因。因为小银行出的利率比较高，如果他们真的中标了，到底存还是不存，政府其实是有担心的。对政府来说，安全性还是第一位的。”

该行长告诉记者，其所在的县域财政事业单位存款主要存在工行，其他银行包括农信社占有大小不等的市场份额。

地方金融资源争夺加剧

除了防范腐败，财政存款招标背后的另一层重要意义，是地方政府同金融资源之间谈判的博弈。在低成本资金来源趋紧的大背景下，财政资金成了地方政府激励商业银行加大本地区信贷投入的一张牌。

目前，我国存在三种口径的财政存款，数据均由央行公布。据统计，口径最窄的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政府存款数据，截至2015年末约为2.7万亿元;中间口径的是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上的的财政性存款数据，包括政府在央行和商业银行的财政存款，截至2015年底约3.4万亿元;口径最宽的是同样来源于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上的政府存款数据，除了第二个定义所涉及的全部资金外，还计入了机关团体存款，截至2015年底约为24万亿元。

安徽舒城农商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倪明告诉记者：“要区分财政性存款和财政预算，人民银行在这部分的统计口径，大部分不属于财政性存款，我们往往以财政部门开户的名字，就计算在财政性存款。”

当前经济下行考验着各家银行的资产质量，各家银行信贷投放的增速有所下降。为了保持地方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不少地区市县政府根据辖内各银行贷款发放情况，出台了类似“以贷定存”措施，以此来刺激银行信贷资金向当地政府重点扶持的领域和企业投放的力度和规模。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以贷定存”政策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现实的必然选择。“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目标相对独立，而目标的实现，最终还是要通过本地经济发展的政绩来体现。因此，地方政府必然会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和手段，引入和建立竞争激励机制，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实现自身政绩最大化。而作为重要金融资源的财政性存款，必然成为首选重要目标之一。”

东部某市人民银行统计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从一些市县提出的“以贷定存”政策看，考评的核心指标是，以各商业银行对当地信贷投入金额来确立和分配各商业银行的财政存款。

具体来看，考评指标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贷款规模指标，权重在30%-80%之间，主要反映和考核银行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包括存贷比、贷款余额、中长期贷款余额、中小企业贷款余额、政府性融资平台贷款余额等;第二类则是政府性资金收支代理业务指标，权重为在5%-20%，主要反映和考核银行代理各类政府性资金收支业务情况，包括国库集中支付业务量、惠农补贴、新农保、五险及农村城镇低保等社保资金收支代理业务量等。

除了财政存款“以贷定存”，各地政府为了保证本地的金融资源投放还出台了不少其他政策，这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青海省银监局局长秦汉锋此前对记者表示，为了解决青海省内县域信贷投放不足的问题，青海银监局实施了“信贷补短工程”，通过这一政策手段引导资金回流牧区。

“我们每年在全省选取信贷投入最低的10个县域的10家银行业机构，督促其指定信贷补短计划，逐年提升县域信贷投放。目前已经选定了农行5家县支行、邮储银行4家县支行、5家县农信联社开展试点，各行社也都制定了信贷补短的目标、方案和措施，短短几个月就向县域新增贷款投放9亿多元。”秦汉锋说。

据了解，在此之前，青海省海南州银行整体存贷比较低，农合机构存贷比为仅为52%。存贷比最低的机构甚至低至7.28%。为此，青海银监局实行了“信贷补短”工程，对存贷比较低的机构每年提升5-1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对建立地方银行也往往显示出更高的热情。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金融领域市场化程度提高，本地资金“外流”严重。

据了解，欠发达地区资金的外流渠道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地方分支机构把闲置的资金存到总行，由总行按内部资金交易价格，再调配给有资金缺口的东部地区。”一位某国有银行县级行行长告诉记者，他们的资金成本和农商行会有一些不同，主要是从上级行拆解，资金成本会低一些。

这种被业界称为“抽水机”的现象，是各地，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为应对这种现象，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包括财政存款选择在内的手段来同各银行谈判。另一方面，则积极组建地方性银行。

在不久前，西藏银监局局长李明肖在公开场合介绍了组建不久的西藏第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西藏银行，“我们结束了西藏没有自己的银行的历史。”他说。

李明肖表示：“保证资金不出藏，把中央给西藏的优惠政策用好、用实，是当前首要的工作任务。”为此，对大力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银行，西藏银监局实行了降低现场检查频率、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等实施一系列差异化监管政策。

此外，西藏当地政府还赋予了西藏包括优惠贷款率、利差补贴、综合费用补贴等一揽子的特殊优惠金融政策，西藏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人民币贷款利率比全国各档次基准利率低2个百分点的优惠贷款利率政策，对重点产业和建设项目还给予10%的贷款利率下浮优惠。

营造良好环境避免恶性竞争

由于和地方政府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又是本地法人，不少城商行、农商行和农信社在贷款利率的定价方面，有着比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更大的自由度。

有农行人士表示，由于农商行和农信社等当地法人金融机构在利率定价方面有更大的上浮空间，因此，政府的财政性存款实行市场化招标，实质上是给了本地法人机构更多的机会，造成了一种政策“偏袒”。

不少银行人士担心的是，看似市场化的选择方式，实际上是让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根本无法获取到财政低成本资金。“我们是咬着牙才决定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20%，结果城商行直接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加两个百分点，这叫我们怎么玩?”有股份制银行相关负责人如此抱怨，“毕竟为了财政存款，要给出7%、8%甚至更高的利息，不是每家都能做到的。”

对于他们来说，在当前利率市场化提速、银行存款竞争白热化的情况下，虽然每次招标都是一种煎熬，但存款的稀缺性也让财政存款成为他们丢不起的“阵地”。为了同地方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商业银行会选择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持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动。

这种支持，有时候会导致一些非正常现象的出现。据记者观察，在某些地区的地方债发行中，在多家银行的热捧下，有时甚至出现其利率明显低于同期国债利率的非市场化现象。

“地方政府的信用一般来说是低于国家信用的，其风险溢价决定其债券利率应该高于国债利率。如此高的价格还去热捧，银行肯定是打着‘赔本赚吆喝’的算盘。”郭田勇说。

在他看来，当前各家银行揽储压力较大，踊跃参与地方债的认购，主要是为了保持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以便拉到更多财政存款。

根据央行发布的2015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2015年12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135.70万亿元，按照前述最宽口径统计的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上的政府存款数据，截至2015年底约为24万亿元。可见，财政存款占人民币存款比例接近20%。如此看来，各家商业银行对财政存款趋之若鹜也属情理之中。

另一种担忧，则是地方政府对地方法人商业银行的“偏袒”，实际上抬高了区域内的资金成本，也在某种程度上推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一直以来，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商业银行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在服务当地国企方面具备一定优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发展的压力。财政存款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银行，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方法人商业银行的一些原有优势。虽然他们可以通过招标获得大量财政存款，市场化的招标方式也将大大抬高其资金成本，而这些则很有可能转嫁到实体企业头上。”一位国有银行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过，倪明却告诉记者，对他们来说，存款利率的提升并没有带来贷款利率的上升。“目前，我们还没有采取招投标的形式，但对涉及到民生项目的，如社保等，为了给资金增值保值，我们提升了存款利率。尽管组织资金的成本上升了，也不必然带来贷款成本的上升，主要是压缩了农商行的利润空间。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间，贷款较难投放，优质客户对利率要求非常高，加之银行竞争激烈，贷款利率的提升会使客户转向选择其他银行。”

他还告诉记者，由于网点多，服务更方便，当地政府非常愿意把财政资金存放在农商行，此外当地政府还会将银行机构对当地经济的贷款投放力度考虑在内。

东部某农商行负责人也表示贷款利率并没有提升。“我们今年对公存款下降得厉害，其中与招投标有一定关系。存款利率上涨，而贷款利率却不变或是下降了，因为经济形势不乐观，贷款投放压力大，同时受利率市场化影响，农商行的经营压力也加大了，要求农商行走精细化管理之路。”他说。

对此，郭田勇认为，地方政府想方设法留住本地区的金融资源，说明地方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金融作为核心资源在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现象本来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避免对金融资源的竞争恶性，应该形成自己的特色，保障金融资源能够对实体经济、对民生起到切实的支持作用。

“一方面地方政府要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搭建有效的投融资平台。同时，金融机构也要加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本着资金取之于地方用之于地方的原则，不做抽走地方资金的‘抽水机’。”郭田勇说。

此外，他表示，在无法全面了解和掌握地方政府融资情况、负债规模时，商业银行也应当提高贷款发放的风险防范，不能一味为了财政存款的增加，而放松贷款发放的标准和条件，扩大贷款规模，这样更容易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

还有专家认为，虽然地方政府和地方银行之间存在博弈，但在当前经济下行的“寒流”中，也许最明智的选择是“抱团取暖”，最大限度地发挥“共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