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银监会发布公告，同意包商银行受让渣打银行持有的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4000万份股权，受让后，包商银行成为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持股比例为100%。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之一，渣打银行最终放弃了这家组建已有八年之久的村镇银行。

从最初的集体热情高涨，到今天的部分暗淡退出，外资对在中国设立村镇银行的态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分化。

外资村镇银行布局放缓

2007年，全国首家外资村镇银行湖北随州曾都汇丰村镇银行开业，拉开了外资布局中国村镇银行的序幕。随后，渣打银行、澳洲联邦银行、东亚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等外资均进入该领域，掀起了外资抢建村镇银行的高潮。

“外资行在国内建立分支机构限制很多。作为进军农村地区的回报，监管部门允许外资银行在人口密集且相对富裕的城市开设更多银行，由此不难看出外资行在中国设立村镇银行的意图。”一国有大行人士分析。

不过，近年来，外资村镇银行在国内的布局步伐明显减慢。记者了解到，当前外资村镇银行的发展水平可谓参差不齐。在和林格尔渣打村镇银行被转让股权之前，多家最初高调在国内开设村镇银行的外资机构均已放缓或暂停了在此领域的进程。主要原因即在于村镇银行经营规模小，经营状况远未达到参股预期。

究其原因，相对于本土村镇银行，外资村镇银行在国内开办业务有着诸多困难。一方面，由于外资机构普遍地处核心城市，在中国的县域乃至农村没有分支机构，对本土情况了解不够。另一方面，部分产品设计、流程把控在农村地区的适用度不够。可见，对于擅长跨境金融、全球性资产配置、财富管理等业务的外资银行来说，想要深耕农村市场的挑战不小。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曾指出，村镇银行对于外资银行来说是一块硬骨头，外资银行设立村镇银行不如国内银行设立有优势，成本也相对较高。

除了上述因素，外资村镇银行还面临着风险抵御能力差、专业人才匮乏、吸收存款难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本土村镇银行身上也有所体现。

“很多银行零散地去开设一些村镇银行，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化管理模式，这样是达不到规模效应的。”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执行总裁赵春堂对《农村金融时报》记者表示，“由于无法形成规模，当面临经济下行，一旦出现风险，对于一些单个建立的村镇银行就是不可承受之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才从哪里来?很多村镇银行感触最深的就是人才短缺。”赵春堂表示，由于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是由中国银行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旗下的富登金融控股公司合资成立，因此中行在人才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

此外，不少村镇银行还存在或多或少的“脱农”问题。不少村镇银行在乡镇没有网点，相比农信社没有优势;有些村镇银行更愿意选择服务成本更低的小微企业，而非农户。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张正平对记者表示：“‘脱农’的另一个表现，是很多村镇银行在服务产品的设计上面，就是把发起行的产品直接照搬过来，并没有进行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情况，以及所要服务的目标群体去设计服务。”

中银富登的生存样本

当大部分的外资村镇银行在中国农村遭遇水土不服的同时，有一些资本的结合方式却在农村找到了生存方式，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便是其中一个较为典型例子。

据了解，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自2011年成立以来，以“扎根县域、支农支小”为战略，已在全国12个省(直辖市)内共设立了82家村镇银行并且全部对外营业，成为全国机构数量最多的村镇银行。

赵春堂告诉记者，始终如一地坚持做小微，是决定村镇银行经营成败的关键。“这个很难，很多村镇银行无法抵制诱惑，我们也是有经验和教训，有些行做过一些比较大额的贷款，效果并不是很好。”

根据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对同一贷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村镇银行规模大一点的几亿元的资本金，小一点的几千万元，大的客户做不了。”赵春堂说，“比如500万元的贷款，资本金需达到8千万到1亿元，一做这样一笔贷款就很容易突破一些监管的规定。”

据介绍，目前中银富登专注服务小微企业和“三农”客户，户均贷款25万元，其中，“三农”贷款户均11万元，零售17万元，中小企业贷款110万元。在区域设置上也向偏远地区倾斜，78%的村镇银行设立在中西部地区，33%的村镇银行设立于国家级贫困县。

在县域经济里，农行、农商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网点多，吸收存款量大，这些老牌涉农银行布局进入区县市场的时间早，基本上覆盖了所有乡镇，存量客户较大，而且营销人员多为本地人，对新设村镇银行的业务形成很大挑战。

“他们有的我们也有，但我们有的他们不一定有。”对此，赵春堂认为，相比这些老牌涉农机构，中银富登进入农村有自己的竞争力。

据了解，中银富登吸收借鉴了淡马锡在贷款方面的风控管理模式，包括大数据分析等，形成了一套适合自身的小微经营方法。“比如，每一笔贷款都体现在系统中，减少了很多人为的问题。”赵春堂说。

“我们总部并不会主观的去设计一些产品，存贷款产品都应当来自基层，主要解决基层的问题。”赵春堂介绍，中银富登结合各地区经济特色实行差异化经营，开发了10大类涉农贷款产品以及53种相关子产品，产品已覆盖家禽养殖、家畜养殖、水产养殖、水稻种植、棚菜种植等行业。

以湖北潜江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为例，该行针对当地“小龙虾”特色农业，自2013年开始就每年联合水产局、小龙虾养殖协会、当地龙头水产公司共同举办养殖户产品推介会，组织客户经理逐一上门走访小龙虾养殖户，率先开发欣农贷-小龙虾贷款产品，累计投放达到5600万。今年3、4月，2个月时间共发放小龙虾养殖户贷款300多笔，贷款额度2800万元。

此外，赵春堂表示，中银富登接入了中国银行的支付系统，村镇银行客户在全国各地中国银行ATM取款都是免费的。这就具备了农信社、农商行无可比拟的优势。

“我们客户经理走村串户，不逊色于农信社和农商行。有人说吸储的能力不强，客户不认可，其实就是没有介绍到位，讲明白了客户就认可了。”合川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已经开业3周年，该行行长廖明万对银行的设立、发展感触颇深。

以县域和“三农”客户最为关注的贷款业务为例，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主要考察客户的“三品”，即人品、产品和抵押品。

“国有银行更多会考虑抵押，我们正好是倒置的。在抵押品的价值评估方面，100万元的抵押品，国有银行可能只能贷款70万元，我们能贷到165万元。”廖明万表示。

虽然敞口更大，但该行对于风险却把控到位。据透露，合川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今年6月份盈利1500多万元，在没有一笔核销的情况下，不良率只有1.25%。

“而且我们现在的效率也更快了，一个管中后台的副行长、一个业务副行长和一个审批经理，三个人组成贷审会。”据廖明万介绍，此前中银富登所有贷款必须全部报北京审批，2014年之后，根据业务运行的实情，500万元以下贷款的审批权下放。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末，这家成立3年的新机构存款余额达到7.7亿元，在全国的中银富登村镇银行中存款规模领先。自开业以来，合川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共发放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约7亿元，1000余户，占贷款发放总额的89.88%;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约3.8亿元，占总贷款余额90.51%，支农支小定位准确。

差异化经营是出路

目前，中银富登村镇银行“批量化设行，集约化管理，专业化经营”的模式已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对于更多仍处于探索之中的村镇银行来说，选择怎样的道路决定未来的出路。

在分析人士看来，外资银行设立村镇银行之后，如何打造有特色，让其在地区发挥影响力才是关键。例如，在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的今天，村镇银行无法像大银行那样依赖存贷“利差”、依靠垄断牌照生存，因此应立足于“扶小”，而不是“傍大”。

这样的发展思路，也符合监管部门鼓励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早在2012年，银监会进一步放开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支持符合条件和监管政策要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老、少、边、穷地区发起设立村镇银行。

内蒙古一家村镇银行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村镇银行的设立区域定位于金融服务相对落后的农牧区乡镇，这也充分体现了我国设立村镇银行进行金融增量改革的政策初衷，在经营网点及支行的设置上，村镇银行应立足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加注重拾遗补缺。”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县域中小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有很大的差别，服务的客户群体也不一样。在县域，中小金融机构是主力军，可以服务到一些国有商业银行覆盖不到的客户。”赵春堂说。

此前，银监会相关负责人曾对村镇银行提出“本地化、有特色、不做大、沉下去、能赚钱、可持续”六大核心要点。“村镇银行应当坚持差异化、特色化业务发展模式，围绕县域农村实际金融需求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对传统农村金融的经营模式、贷款技术进行创新，把村镇银行办成支农支小的专业银行。”广东银监局副巡视员陈志清说。

与此同时，主动适应利率市场化，以及“互联网+”带来的冲击，也成为村镇银行发展的关键。

上海农商银行村镇银行管理部副主任徐文洁表示：“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沪农商村镇银行在资产业务方面做精做优，负债业务方面做大做强，力争打造出自身的竞争力。”

据介绍，目前上海农商银行村镇银行突出自身“简、快、灵”的特点，结合当地特色产业，研发适销对路的信贷产品。例如，北京村行为解决当地养鸭农户贷款难题开展了“企业+农户”联营贷款，醴陵村行针对市花炮企业密集的特点推出了个人生产经营联保贷款，保山村行以政府风险补偿基金为增信手段，创新开展“鑫农贷”业务，解决农户融资难题。

与中银富登类似，上海农商银行村镇银行也引进了先进的微贷技术，与台湾中小融辅合作，配套独立的产品系统、人员团队、业务流程和考核办法，在多家村行试点设立微贷金融中心。

“目前我们在三省两市共有11家符合条件的村镇银行成功开设了微贷金融中心，累计发放贷款1400笔、金额3.41亿元，不良贷款率只有0.59%。”徐文洁说。

政府和监管应给与支撑

外资开办村镇银行的热情消退，说到底还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事实上，不仅是外资银行，一些国有大行对开办村镇银行的积极性也不高，其中不乏国有银行因利润微薄而从农村地区撤出的情况。

不少专家认为，要求金融机构违背商业原则来大力发展村镇银行不太可能，要靠政府的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努力来共同推进村镇银行未来的发展。

张正平告诉记者：“政府在鼓励村镇银行向下延伸服务半径的同时，可以从其服务区域，产品设计和服务人群等方面重新设计考核体系，让下沉较多的村镇银行获得更多的资金奖补和政策扶持。”

同时，一些系统上没能跟上也是制约村镇银行长期发展的一个问题。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组委会秘书长蒋勇告诉记者：“目前有些村镇银行没有直接接入到央行的支付清算体系以及征信体系，也没有能像互联网公司一样通过大数据来进行风控，又不及农信社有本地经验，因此发展存在短板。”

此外，当前村镇银行的业务范围仍受到较多限制，例如有些村镇银行不能开展票据、理财、信用卡等业务，使村镇银行的盈利渠道单一，这让村镇银行在与其他银行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蒋勇认为，应当放宽村镇银行部分业务的准入条件，根据对村镇银行经营状况的监管评级，对整体发展情况较好的、主发起行能力较强以及地域条件合适的，有区别地放开与大银行等同的业务品种。

针对村镇银行体量小、抗风险能力差的问题，大连银监局推动建立流动性互助机制的做法值得借鉴。

具体来看，该局辖内7家村镇银行每年按照不低于存款余额1%的比例计提流动性互助资金，并将其存放于大连农商银行作为申请流动性支持的保证。按照约定，大连农商银行在村镇银行大额存款流失、日常头寸不足以及其它可能面临流动性风险的情况下，承诺向村镇银行提供3倍于互助资金的流动性支持。

“相比于同业市场，互助基金到账时间快，成本低，可大大缓解村镇银行流动性管理压力。”大连银监局副局长张兆君说。

目前，大连地区村镇银行流动性互助资金规模为2.3亿元，争取大连农商银行授信总额近10亿元，累计取得流动性支持65笔，金额32.3亿元。

对于如何提升村镇银行的风险控制，康俊桃还认为，应当尽快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使农户和村镇银行都免受因 “天灾”而产生风险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