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广东普惠金融论坛”在广州举行，论坛以“发展普惠金融”为主题。省金融办、中国银行业协会农合委、驻粤银行业监管部门、全国各省级农村信用社主要负责人参加了论坛，共话普惠金融，共谋创新发展。



在此次论坛上，广东农信(包括全省农信社、农商行，深圳除外)展示了自2005年以来改革发展、践行普惠金融取得的成果。10年来，广东农信通过设立60多家早市银行和夜市银行、3000多个助农取款服务点、400多家村级金融服务站、100多家“三农贷款”专营中心和“小企业贷款”专营中心、推出了近200个“金摇篮”信贷和理财产品等方式，让“三农”和小微企业享受到了“低价”和“便利”的金融服务。



10年间，广东农信在践行普惠金融中实现了“惠人达己”，不断做大做强，将一个资不抵债870亿元的烂银行发展成为所有者权益达1600多亿元的好银行，将一个总资产6300亿元的小银行发展成为总资产超过2万亿的大银行。



与会者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成立以来，带领全省农合机构深化体制改革、践行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



论坛上，广东省联社理事长周高雄作了主题演讲。他认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金融机构都必须回归金融的本质。农村金融具有特别的生存发展意义，除了回归金融本质外，还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环境、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出发，找准市场定位，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不断谋求新的突破。



论坛期间，《农村金融时报》记者对周高雄进行了专访。就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组织体系，丰富普惠金融产品服务，加大普惠金融政策扶持力度，优化普惠金融生态环境等措施，形成一个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让普惠金融阳光照耀更多的微小经济体，促进其科学发展等问题，周高雄给予了充分解答。



从一个资不抵债870亿元的烂银行改革发展成为所有者权益达1600多亿元的好银行;将一个总资产6300亿元的小银行发展成为总资产超过2万亿的大银行，广东农信10年来在发展农村金融、解决“草根”金融配给的缺位问题、完善农村金融的便利性和覆盖性等方面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探索。为此，《农村金融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广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周高雄。



《农村金融时报》：中国农村金融的本质是什么?



周高雄：中国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中国农村金融的本质是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中国农村金融的核心价值就是各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中创造新价值，取得新发展。



《农村金融时报》：中国农村金融目前所面临的发展困境是什么?



周高雄：随着“市场决定论”、“利率市场化”、经济增长放缓等宏观环境的深度影响，中国农村金融率先遇到发展的新困境。



一是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不能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需要。在农村金融市场，“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长期存在。这个问题长期无法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林权、宅基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等农村主要生产资料要素没有实现市场化，对农村实体经济而言是不公正的。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不够健全，缺少解决不公正问题的市场体系，包括主要生产资料要素评估机构、交易平台、担保退出机制等。



二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不强大，不能承受“主力军”的重担。在众多农村金融机构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三农”结缘最早，已确立起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地位。但是，部分农合机构历史包袱仍然较重、法人治理结构仍然不够完善、经营管理仍然比较粗放，“小法人、大系统”的管理体制不够完善、联动发展的动力不足、后台服务能力不强，农合机构整体实力不够强大。



三是定价机制不健全，不能实现完全的利率市场化。首先，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议价能力较弱，定价机制不健全，尚未能准确运用各种精细化模型和定价系统对本机构存款成本水平进行科学核算;尚无法根据客户群进行有效的分层管理和细化管理;尚未能分别制定有吸引力的贷款利率，优化客户结构;尚未能通过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来实现精细化管理，引领机构朝精细化管理转型。其次，民间金融定价大起大落的影响，造成一定的冲击。最后，监管层同样严格的资本约束和业务管理，对农村金融机构议价定价形成了一定的时空限制。



四是风险管理不严密，难以始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国内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经历一个去杠杆、降产能、挤泡沫的过程，个别企业停产歇业、大股东和大客户失联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当前风险跨市场、跨机构传导特征越来越明显，单家农合机构的风险容易传染到多家农合机构;单个风险可能演变为多种风险，导致流动性风险、信贷风险、信息科技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声誉风险彼此交织，相互叠加，共振放大。各农村金融机构多为法人层级低、资产规模小、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的机构。整体来看，这些机构抗风险能力较弱，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面临严峻的考验。



五是农村信用不透明，严重制约了农村金融机构扩大规模和提高服务质量。在农村地区，农民、小微企业对内信息真实与对外信息不真实的现象比较普遍，陌生人之间信用信息“刚化”程度不高，农村信用评级与征信工作普遍不到位。因此，在农村信用水平较低，透明度较低的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放款意愿大大降低，各农村金融机构规模扩张动力减弱，服务质量难以提高。



《农村金融时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应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



周高雄：一是要以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核心任务，回归农村金融的本质：农村金融资源完全为“三农”和小微企业服务。二是要以践行普惠金融为总方向，让农村经济实体享受到国民待遇：融资不太难、融资不太贵。三是要以政策扶持为引导，鼓励农村金融机构扎根乡土，服务乡土。政府及监管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财政与货币政策手段，通过财政性贷款贴息、政策性融资担保与保险等多种方式，形成合理、健全的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激发各类农村金融机构支农支小的内生动力。



《农村金融时报》：在发展普惠金融理论上，中国农村金融应实现哪些突破?



周高雄：总的理论是坚定走中国特色普惠金融的道路。在经济新常态下，普惠金融理论创新就是以互联网思维深化对普惠金融的认识，以金融本质论思维强化宗旨意识。农合机构要积极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在经营管理中的应用，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挖掘金融服务需求，有效管理金融风险，不断提升服务弱势群体、薄弱环节的能力和水平。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普惠金融可理解为：广惠普罗大众的“低价”金融、“便利”金融，实现弱势群体尊严的“平等”金融。这也是广东省农合机构最近10年来践行普惠金融的心得体会。广东省联社带领全省97家农合机构，通过覆盖城乡的5700多个营业网点，承担起全省60%的金融服务空白乡镇网点建设，设立了早市银行、夜市银行60多家、3千多个助农取款服务点、440家村级金融服务站、52家“三农贷款”专营中心、59家“小企业贷款”专营中心，推出150多个农林牧渔等信贷产品，为“三农”和小微企业提供了“量体裁衣”的金融服务。



《农村金融时报》：在品牌建设上，农合机构可以实现哪些突破?



周高雄：要实现建设观念的新转变，即由以产品品牌建设为主导向以组织品牌建设为主导的转变。



一是要实现“小法人，大系统”管理体制的新突破。当前，农合机构多以县(市)为单位成为独立法人，具有灵活多变、贴近市场、获取“软信息”能力强、网点遍布城乡、业务渗透农村市场的优势。各基层机构将各种中后台服务集中到省级联社，省级联社积极打造研发开发、结算清算、教育培训、宣传、IT等服务大平台，为各小法人提供现代化、个性化服务，这样既保持农合机构贴近市场的前台优势，又将中后台集约建设成果惠及各农合机构，让其享受到大银行规模经济的成果，增强富集优势。



二是要实现“同生共荣，联动发展”互动机制的新突破。首先针对广东省还有20家高风险农合机构(监管评级在5A级及以下)的实际情况，省联社积极协调已改制的18家农商行通过向20家困难联社入股、联合管理、业务合作等开展定向合作。对于一些特别困难的联社，根据风险化解和改进管理的需要，适当放宽定向合作机构的持股比例。其次广东省联社研究制定了《关于广东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深化改革转型升级的意见》，全面部署转型升级工作，提出“雁行升级”计划，即农合机构在推进转型升级行动中，按各自发展实力和基础，按“雁行”列阵，这样既保持各个法人机构独立的地位，又保持相互合作和支持，抱团取暖。



《农村金融时报》：对于定价机制，中国农村金融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突破?



周高雄：精细化管理、差异化定价。农村金融机构经过改革试点阶段的“急行军”，业务规模虽然发展较快，但迫切需要迈稳脚步来解决粗放发展遗留的问题，全面实施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涉及到决策、营销、内部管理、业务流程、资源管理、内控管理等。对于农合机构来说，推进利率管理和业务流程的精细化最为迫切。



广东省联社按照“全面规划，分期分批推进”的原则，根据辖内机构发展状况分类推进FTP、信用评级、资本管理和管理会计等项目的建设，对存贷款的价格进行科学测算，形成有效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以此为工具，完善差异化定价的指导。对于业务流程精细化，广东省联社在继续推进流程银行改造的基础上，综合辖内机构发展经验，出台了《关于全面提升广东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服务水平的实施办法》，对辖内机构的产品服务创新流程进行了梳理与规范。



《农村金融时报》：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广东农信进行过怎样的实践?



周高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决定农村金融发展的数量与质量。2009年，广东云浮市郁南县开展了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建立县级征信体系，并带动了信用村、信用户的建设，建设政策性担保机制、贷款贴息机制，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的生态环境、市场环境，健全农村金融运行机制，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实现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郁南县信用村、信用户建设为广东乃至全国农村征信体系和金融生态建设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农村金融时报》：农村金融是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机构数量种类多、差异大，整体资产质量差、管理水平低，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都比较突出。为防范化解风险，农村金融机构应如何建立起符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实际的的互助救助体系?



周高雄：首先，应建立地方与中央“联防”的工作机制。宜由省级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牵头组织，联合“一行三会”驻当地机构及各重要农村金融机构，建立起全辖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机制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应急工作机制。



其次，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率先建立起“百家救一家”的应急互助机制。由省级联社组织领导，建立由省内农合机构自筹自建的金融风险互助应急资金，发挥农信系统特有的“组织品牌”优势，实现“一家有难，百家支援”。风险互助资金救助运用程序按照“法人机构自救——地区同系统援助——人民银行退回存款准备金救助——大系统应急互助资金救助——申请人民银行紧急再贷款”的风险救助路径，妥善处置农合金融机构流动性风险等问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