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时报 记者魏再晨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默默无闻，到活力迸发。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历程，有太多的曲折已经永远镌刻在路上，有太多的探索留给今天的回味与思考。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农村金融领域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改革，为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为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今天我们看到农村金融领域的欣欣向荣、活力四射，都源于这十多年来的探索与实践。正是一路走来的坎坷和收获，才为今天农村金融的发展换来了一片生机盎然的“蓝海”。

　　在2000年左右，“三农”领域普遍存在着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现象，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更是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艰难前行。

　　整个领域期待着蜕变。

　　令人振奋的是，在随后的十几年时间，一系列农村金融政策密集出台，农村金融领域迎来的不仅是飞速发展，更是巨大的深刻变革：农信社改制澎湃而来、省联社应运而生、村镇银行等新兴农村金融机构破土而出……那是一段政策红利频出，机构奋力改革的峥嵘岁月，也是一段金融需求逐步兴旺，金融供给迅速补位的奋斗时光。

　　农信改制破局

　　时间回到2000年，当各行各业都在憧憬着新世纪的未来时，农信社系统正面临着许多尴尬的局面。

　　当时，农信社的存贷比一直提不上去。央行数据显示，1995年农户储蓄仅有22%用于农户贷款。有农民反映说，信用社说存了钱就能贷款，但当钱存进去却发现贷不了款。扎根农村的机构没有服务好农村，反而形成了资金“抽水机”的效应。这样的现象存在了一段时间。

　　农民在农信社贷款难，存款积极性自然也不高，所以农信社业务量上不去，知名度也得不到提升。“20多年前，我到城区联社参加工作。朋友听说了，说我是卖手机的。他们把我们单位和联通搞混了。”福建晋江农商银行董事长史桐融回忆起农信社的往昔，笑得有些无奈，“不过，后来我们成立了省联社，农信社飞速发展，形象、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史桐融所说的给农信社带来巨大改变的省联社，是16年前农信社改革的产物。

　　2003年，国务院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文件)，要求加快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农信社改制为农商银行，并决定要成立省联社，由省联社具体承担对辖内农信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在这场持续至今的改革中，省联社的诞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2005年，我们省有了省联社，给农信社提供了统一的平台。例如，我们有了统一的系统，能够实现全省的通存通兑，这在之前是不可能的。”福建省联社泉州办事处负责人孙志明介绍，省联社在科技支撑、绩效考核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大平台的作用，不仅规范农信社的各项工作，还将各个体量较小的农信社拧成一股绳，发挥规模效应。

　　省联社通过统一管理还为规范农信社的经营管理提供了严谨、统一的参照。改革前的农信社除了服务不到位、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外，资产质量不高问题更加突出。有媒体报道，在改制试点工作尚未启动的2002年，全国农信社净资产已降至负3300亿元。那时候，史桐融所在的农信社虽然没有太糟糕，却也“抬不起头”：“那时候，四大行都叫我们‘游击队’，说我们是‘非正规军’。”

　　为了改变“非正规军”风险丛生的境况，省联社开始落实有关政策，推动农信社进行风险资产的处置，并逐步指导各县级农信社改制为农商银行，以明晰产权并完善经营管理体制。

　　同时，在这轮改革的开始，为了帮助农信系统卸下一部分包袱，央行发放了专项再贷款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用于置换不良资产和历年挂账亏损，其中仅票据就有1650亿元。

　　央行明确规定，专项票据的发行、兑付及专项借款的发放，都必须与农信社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资扩股、提高资本充足率和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的改革效果相结合。也就是说，要拿到这笔资金，就必须实打实地“刮骨疗伤”。因此，这一举措也被业界称为“花钱买机制”。

　　与央行一同，各地政府也在不断摸索化解风险的途径。几年间，通过政府土地置换不良资产、注入资金、政策支持等方法，农信社的不良资产得到了一定的消化。还有地区为消化不良采取了“好社带坏社”的改制模式，即“好社”对“坏社”进行战略投资，用“先进”拉动“后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18年6月末，我国有农村商业银行1311家、农村合作银行31家、农村信用社907家。这意味着改制进程已经过半。

　　走到这一步，农信社用了15年的时间。

　　产权和管理体制的变革将原来的农信机构变为现代化的商业银行，在日益复杂的金融环境和资本市场中，它们的地位在不断提升。2010年12月16日，重庆农商银行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农商银行上市第一股。2016年9月2日，江阴农商银行在深交所中小板正式挂牌交易，实现了农商银行A股上市的突破。

　　到现在，A股已有7家农商银行，港股登陆了3家农商银行，其中重庆农商银行、广州农商银行都已开始着手回A股上市。当前，共有12家农商银行向证监会提交了上市申请文件，全国各地还有几十家农商银行正进行上市的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成员踏入股市，农商银行也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土老帽儿”模样。

　　这几年，记者采访过的不少农信机构，办公大楼都矗立在繁华的商业区，楼里有统一着装的安保人员、宽敞明亮的格子间办公区、挑高的天花板与光洁的大理石地面，处处写满了农信的现代化。置身其中，很难想象，这就是20年前那些被业界瞧不上的“非正规军”、“土老帽儿”。

　　服务提质增效

　　尽管今天的农信机构已经展现出全新的现代化气息，并逐渐借助最新的科技发展业务，但农信机构根植沃土、扎根“三农”的情怀却从未改变。这一切，依旧要从十几年前说起。

　　就在农信社改革试点工作铺开的同时，另一项重大的金融改革也在酝酿之中。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的8个县(市)试水农村信用社利率浮动改革，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投石问路。

　　通过给试点地区农信社存款利率30%上限的浮动空间，弥补了当时农信社在市场竞争中存在的诸多劣势，带来了定期存款的增加。而高成本存款的增加，增加了农信社的信贷经营压力，促使其进行扩张性发展。到2003年年底时，不少试点地区农信社的经营情况在业务增长过程中得到改善。

　　2004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正式扩大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上限为基准利率的1.7倍不同，农信社的贷款上限可达基准利率的2倍。这进一步增强了农信社发放贷款的意愿。

　　福建永春县龙翔陶瓷工艺品有限公司取得的第二笔贷款16万元，就是在这一年从永春县的农信社借出来的。2005年该公司又借了5万元，和十年前的6000元相比，这笔在当时堪称数额巨大的贷款不仅对龙翔陶瓷的规模扩张起到关键作用，也折射出利率市场化给曾经只发放几百元、几千元贷款的农信社带来的改变。

　　这不仅是单个企业发展与宏观经济轨迹的重合，还是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发挥作用的切实体现。

　　利率改革固然是扩张市场的先决条件，但要占领市场，还是靠扩大客户群体。在早期，农信社触角虽遍布各个乡镇，却并未真正进入最为基层的农村。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农信人发挥“背包精神”，变“坐商”为“行商”，正是农信机构一点点走向农村的生动体现。

　　比如在浙江，每年春暖花开之时，全省农信机构的客户经理就集体出动，走村入户，与每家每户拉家常，了解他们的金融需求和信用情况。这项工作被形象地称为“走千访万”，到今年已经开展10年了。现在，浙江全省3/4的农户、3/5的行政村和1/3的乡镇评定为信用户和信用村镇，全省有超过80%的农户在农信系统建立了信用档案。

　　对于农户而言，这样的服务不仅贴心，而且必要。农信机构主动走向他们，一方面改变了其过去在农民心中的形象，也为改变农村信用服务格局开启了新路径。

　　《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指出，截至2016年末，全国累计有1.72亿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已有近9248万农户获得银行贷款，农村地区基本实现家家有账户、补贴能到户，在这其中，有无数农信人日日奔波在山间田头的汗水。在很多县域，农信机构的资产总额都位居第一。

　　村镇银行蓬勃发展

　　农信社改革启动三年后，另一份农村金融领域的重磅文件问世。2006年，原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鼓励各类社会资本通过新设包括村镇银行、农村资金合作组织、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方式进入农村金融市场。

　　在当时，这份文件被业界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开创性的农村金融新政”，迅速得到了各类社会资本的响应，社会资本进军农村金融的热情彻底被点燃。

　　2007年3月，全国首家村镇银行在四川仪陇正式挂牌成立，村镇银行的试点工作开始进入实际操作环节。到那一年底，全国已经设立了19家村镇银行。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村镇银行这个群体不断壮大，数据显示，2018年6月末，全国设立的村镇银行已达到1594家。

　　“当时村镇银行的概念一下子火了，很多大企业都想找途径入围参与筹建。金融机构也很积极，大型银行、外资银行、城商行都纷纷抛出自己设立村镇银行的计划。”一位经历过此过程的金融业人士回忆。

　　各家银行积极谋求的是“主发起行”的角色。原银监会明文规定，村镇银行的股东至少有1家为持股比例不低于20%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且主要发起人应为出资额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这个主发起人的角色被业界称为“主发起行”。尽管主发起行的出资比例在后来降低到15%，但这一要求和重要角色始终存在。

　　在很多银行看来，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是扩张经营覆盖面的良机。对村镇银行而言，主发起行则扮演着管理者、规范者、服务提供者的多重角色。记者了解到，各主发起行给予村镇银行的资源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它们不仅为村镇银行提供支付结算等各类底层系统，更明确了村镇银行的管理架构，完善了监督内控等各类机制。

　　现在看来，主发起行制度对村镇银行的稳步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原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副主任马晓光曾表示，银行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对经营管理的专业化水平要求非常高，主发起行制度是严格审慎监管的体现。

　　最初，设立村镇银行的重点范围就主要计划集中在中西部等经济不发达区域。从后来的实践来看，监管也确实引导金融机构优先在金融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设立村镇银行，以加强这些区域的金融供给。

　　“村镇银行主要对标的是传统农村金融机构，设立的初衷是缓解农村金融供求矛盾，支持‘三农’发展，因此主要客户定位是传统农村金融机构未满足的中端信贷客户以及收入不稳定、依靠农业种植维持生计的小额信贷客户，”广西田东北部湾村镇银行董事长桂文学如是表示。

　　广西桂林国民村镇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我们这里的龙脊镇大寨村有个叫余弟生的贫困户，本分老实，就是没钱。他有个农家乐，是旧木房改造的，各种设施太落后了，经营出现困难。我们银行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帮他贷款重建了一家农家乐。开业后月均利润3万元以上。两年后，他不仅还清了贷款，还买了私家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样的故事，在脱贫攻坚的进程中还有很多，其背后是村镇银行这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有效金融供给。

　　村镇银行问世11年后，主发起行角色迎来一个不小的改变。2018年1月，原银监会发文要求开展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原因在于十一年的发展中，主发起行管理模式的长处得到有效发挥，但弊端也逐渐凸显。

　　随着村镇银行数量的增加，现行管理模式跨部门协调难度大、管理成本高等问题越发突出，主发起行与村镇银行的服务对象、风险特点的差异也日趋明显。投资管理行的设立，正是为了搭建专门的中后台服务平台，为村镇银行“量身定制”产品体系和风控体系。

　　就在本月中旬，江苏常熟农商银行公告称，其持股90%的控股子公司兴福村镇银行开业。兴福村镇银行是常熟农商银行发起设立的投资管理型村镇银行，常熟农商银行将通过投资管理行间接持有该行的村镇银行的股权。这是国内首个村镇银行的投资管理行。它将给村镇银行及其所在县域带来哪些新气象，行业正拭目以待。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5月末，农村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和总负债分别达到36.36万亿元和33.56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分别为13.4%和13.5%。考虑到这些机构的业务都在县域及以下的区域，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当然，农村金融的故事到这里并没结束。随着金融科技的广泛应用，农村金融领域迎来了更多的参与者。

　　竞争激发活力，改革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