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浙江省对经济变化显示出了更多的敏感性。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经济运行潜在风险较多，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调速换挡亦来得更早，采取应对措施提前。

一年多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多个省份的一把手进行了调整，从贵州来到浙江，摆在樊荣面前的是一盘全新的棋。如何在这样的区域发挥好政策性金融特有的功能，和当地发达的商业性金融形成有效互补，是樊荣需要探索的命题。

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樊荣向《农村金融时报》记者阐述其对农发行在浙江如何做好探索发展的详尽思考。

浙江的机遇

2014年初到浙江任职，对任何一家银行的分行行长来说都是一个重担。此时正值当地不良资产回升，部分风险暴露，舆论高度关注。

“这些确实需要高度关注，但正由于市场化程度高，浙江在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市化、加快创新引领等诸多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有望更早走出经济低谷。”通过调研，樊荣意识到浙江经济有着很强的韧劲，且机遇多。

了解情况后，樊荣更是欣喜地发现，浙江连续多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是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迈得最快的地方，农发行在浙江支持“三农”有很好的基础。

因此，樊荣判断，新形势下，经济运行的惯性轨道发生了变化，但是基本面不会变，关键是要审时度势、转型升级。

“如农发行政策性中长期贷款的支持对象，在当前政府债务规范管理后，虽然由政府平台转为公司，但是政府投资作为稳增长最重要的手段没有变，项目政府主导的本质没有变，坚持现金流全覆盖项目贷款本息的要求没有变。”樊荣表示。

不仅如此，浙江还有特殊的区位优势，位于“一带一路”战略区，海洋经济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等四大国家战略区域。同时，“五水共治”、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等重大举措深入推进，都需要政策性金融的有效配合，来体现政府的意志和宏观调控的方向。

浙江自2003年起实施的一项名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大型工程就是很典型的案例。在此过程中涉及的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开发利用，各地组织实施的“三改一拆”、土地复垦、低丘缓坡改造、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等政策都需要大量配套资金。

农发行浙江分行发挥政策性银行在中长期贷款方面的优势，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和农居房改造建设项目上同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将资金投入到政府主导的项目中。

数据显示，樊荣到任以来，农发行浙江分行支持了宁波市鄞州下应东南片区旧村改造工程、嵊州市城南新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一期工程、海盐县武原街道土地整治搬迁农户安置房工程等新农村建设项目60个，发放贷款95.67亿元。

坚持和转型并进

浙江是全国粮棉产销缺口最大的地区之一，保障大宗农产品安全关系到社会稳定，不能有丝毫松懈。因此，“不打‘白条’前提下防控风险，主动顺应购销储政策调整，确保粮棉油收储资金供应和管理不出大的问题”等多条农发行系统针对粮棉油收储过程中的传统铁律，依旧被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与此同时，针对中长期贷款，樊荣则要求系统内在运作模式、营销模式、支持重点三大方面探寻转型。

“改变习惯性思维方式，主动适应政策调整，坚持以水利、土地、公路、农房等为支持重点，坚持综合现金流覆盖贷款本息，实现承贷主体从平台客户向公司客户转变，债务主体从政府向公司转变。”樊荣认为，近年来政府倡导的PPP、BT、BOT、SPV等公司类业务办贷模式都值得探索完善。

根据《浙江省主体功能区域规划》，“四大国家战略”区域，宁波、嘉兴、义乌、龙港四个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区，以及丽水、衢州等省级山海协作产业园区都是省内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重点打造的重要项目。

樊荣认为，这些正是政策性银行支持的重点，农发行在浙江应该配合这些项目，大力发展整体城镇化建设贷款业务，探索支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规模经营，以及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在推动农业现代化中不断寻求贷款业务新的增长点。

对于农发行浙江省分行体系内各级分行的配合方式，樊荣则认为，应增强省市分行客户营销的主导权，带动县级支行、信贷组有针对性地突出营销重点，减少分散营销的盲目性。同时，应树立项目开发、规划先行的理念，提前深度介入项目规划、可研论证、融资方案设计等前期准备工作，实现项目培育、客户营销、贷款审批“一条龙”服务。

基于这样的思路，樊荣到任后很快就在浙江全面推进了农发行各项业务，尤其是中长期信贷业务的发展。

据数据显示，农发行浙江省分行834亿元贷款中，17%是政策指令性贷款，74%是政策指导性贷款，其中支持农业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有603亿元，累计支持收储土地8.51万亩，新增或复垦耕地5.4万亩，建设粮油基地27.54万亩;新建农民小区77个，新增农民住房482.82万平方米，安置农民3.78万户;疏浚河道1597公里，增加灌溉面积3.96万亩，解决了297.87万农民饮水问题;新建农村道路2693公里。

严把风险关口

同浙江其他各银行行长所面临的情况一样，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信贷资产质量始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樊荣来到浙江后就对此有系统性的安排，并设立了明确的目标。

“我行把有效管控风险、清收处置不良作为当前业务经营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力争年末不良贷款实现‘双降’。”在这个问题上，樊荣的态度非常明确。

为了实现此目标，樊荣要求，一方面加快结构调整，淘汰一批抗风险能力弱、管理水平低、“两链”风险突出、产能过剩的小、散、差客户;另一方面则要严格按照“五好”标准，审慎择优培育、发展、支持一批重点客户、战略性客户和黄金客户，从根本上遏制不良贷款频发高发势头。同时，要用好风险排查结果，对异常类、限制类和退出类客户，逐户制定风险化解方案。并且，切实加强对企业“两链”风险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阻断担保链和资金链风险。

“不良贷款立足于‘收’，深入分析清收潜力和还款来源，研究制定清收处置方案，加快清收处置进度;风险贷款立足于‘退’，坚决果断采取措施，该退则退，该清则清;已经出现风险苗头的贷款立足于‘控’，不得新增贷款。”对不同情况的信贷资产，樊荣有着区别化的、明确的策略。

对已经出现不良的贷款，樊荣的措施更为严厉，要求落实清收责任，以贷款发放行行长为清收处置第一责任人，当年新增不良贷款超过一定金额的直接责任人员停职清收。“我们要采取现金清收、依法清收、以资抵债等多种手段，加快清收处置步伐。”对于处置不良贷款，樊荣的态度十分坚定。

数据显示，樊荣到任农发行浙江分行后，该分行共清收处置不良贷款2.28亿元，其中现金清收1.23亿元，政策性不良贷款实现了清零;清收化解风险贷款2.46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