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烟台福山。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读小学。那时的农村叫生产大队，乡镇一级称做人民公社，村民则叫社员。村里的土地集体播种，庄稼集体收割，农民集体出工，口粮、柴草也是集体分配。

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农业实行计划经济，只能播种小麦、玉米和地瓜几个品种。国家对粮食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生产队打下的粮食，要先按上级核定的数量，向国家交售“公粮”(也叫“爱国粮”)，之后才能对社员进行分配。

夏季麦子成熟期间，正值北方雨季来临。生产队既要忙着抢收小麦，又要忙着抢种玉米，还要忙着前期播种的作物管理。那时农业科技水平和生产效率低，收割和播种全靠人力作业，麦子收割晚了被雨淋了会发芽生霉，影响“公粮”质量;玉米播种晚了、长不到规定天数，也会影响产量。所以各级政府都把“三夏”工作视为重要的任务，称其为“三夏”会战。

每年芒种过后，我们村就拉开了“三夏”会战的序幕。村中心的大喇叭高音量、高频度地传达县里和公社关于开展“三夏”会战的指示精神，生产队的干部分头带领社员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把村边打麦场的杂草铲除，用牲口拉着石碾子反复碾压平整;能割麦的劳动力都把镰刀磨的锋快;农机手忙着修整村里仅有的三两台已经生锈的拖拉机。

一块麦子地割完，紧接着就是运输。生产队仅有的几台拖拉机和马车运不过来，还得靠人工搬运。男劳力组成挑运组，每人用扁担挑着两个一人多高、百十斤重的麦捆，排队送往打麦场。

打麦场上，机声隆隆，尘土飞扬。那时的脱粒机设计简单，不象今天的收割机，在地里就能把麦粒和麦草分离开来。灰头土脸的社员用木叉挑起麦捆往脱粒机里塞，麦子在脱粒机里打了几个滚，又从机器里把麦秸、麦粒和麦糠一起吐了出来。需要有人用木耙子把麦秸划拉走，在麦场边上垒起一个个麦秸垛，把麦粒麦糠推到一边，由专人负责把麦粒分离出来。

大人在地里与“龙王爷”争夺口粮，孩子们也不能袖手旁观。村里的小学校一般在“三夏”期间放伏假两周，停课组织学生参加夏收。多数学生由班主任率领，提着篓子到田间地头捡拾麦穗，送到场上，颗粒归仓。

紧张的劳动持续一周左右，田里的麦子大部分变成了场上的麦粒。又经过一周多的晒干扬净，生产队里的干部组织社员用口袋把麦子装好过称，然后装上拖拉机，敲锣打鼓到公社送交“爱国粮”。

夏收过后，日子又相对安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科技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惠农富农政策落地，农业和农村已经告别了“大呼隆” 式的生产方式，家乡的农民早已解决温饱，白面馒头不再是稀罕之物，“三夏”的喧嚣已化为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