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途上，总有一些时间会被我们格外记住。

如今，恢复高考整整40年了。过去的岁月、往事的欢乐和痛苦，依旧心绪如鼓似潮，在血脉里流淌。

高考对我来说，是一个蔚蓝的梦。但是，那时我的心里彷徨犹豫，底气不足。

当我还在村里上小学二年级时，就迎来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充满狂热和激情的年代，干什么都是轰轰烈烈，在层出不穷的“最高指示”和系列革命口号的鼓动下，大家满脑子都是“反修防修”、“接受再教育，改造旧思想”。那个年代从上到下充斥着鄙视知识、蔑视文化。随处听到的都是“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 的论调。

后来我到区里念中学，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就是到田间地头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的高中课程，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学农中度过的，夏天忙着脱坯烧窑盖房、栽秧割麦;寒冬上山砍柴，挖坑种树。除了在校办农场劳动外，还经常帮助农民抢收……我们用热血和汗水践行着狂热的誓言。就这样，我上了一段时间中学，便回家务农了。

1977年10月，当收音机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意识到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仿佛在黑夜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重新找到了人生的目标。

尽管有些信心不足，但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下，隐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大学梦再也按捺不住了。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准备参加秋天的高考。我回到家里翻箱倒柜把早已“马放南山”的教科书找出来，那是几本简单的数理化教材，由于高中没有上历史地理课，自然也没有课本，更找不到参考书、复习大纲类的辅导书，便只有悻悻地选择报考理科了。

距离高考时间不足两个月时，我在黄家咀水电培训班轮训。那是在当阳县沮西平原百里长渠上建立的一座仅有500千瓦的小水电站，学员是来自本系统的各水电站职工。食宿条件都很差，正在兴建还未封顶的电站职工宿舍楼作为学员宿地，遇到雨天，屋里还漏雨，六个人一个寝室。白天要上培训班的课，晚上挑灯夜战，复习数理化。伙食不是白菜就是萝卜，一月下来瘦了近十斤，但我并没有觉得辛苦，仿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撑着我。

记得那个秋天异常炎热。考试那天，设在县师范的考场肃穆森严，四层的教学大楼周围圈起了警戒线，停放着救护车和警车，部署了不少挂着胸牌的工作人员。这阵势我平生第一次遇到，自然兴奋而紧张。

高考的题目并不难，我的运气也不错。语文的作文题是《向雷锋同志学习》，体裁不受限制。审题后，为稳妥起见，我选择了按六要素的记叙文写了好人的故事，容易拿到规定分;物理题里有一个串联并联的电学计算题，正好在电训班上老师讲过;化学题中关于“六六六”粉的分子式结构分析，也烂熟于心;遗憾的是数学题中的一道三角函数的证明题由于时间来不及了没做完。

10年的积压，使得1977年的高考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最壮观、最特别、竞争最激烈的高考。考试者从66届到78届13个年头的跨度，师生同考、夫妻同考、更甚者父母子女同考。现在回想起来，真令人唏嘘不已。当时报名人数570多万人，录取比例仅为4.82%。

经过努力拼搏，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高考，幸运地搭上了这趟列车，考上了大学。转眼间从入学至今已整整40年了，当年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如今已是花甲之年。

我们这群人是幸运的。虽说有过失学的经历，但毕竟失而复得有了上大学的机会。4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现如今的高招制度从考试时间、考试科目等方面都有些改变，但大的原则仍是1977年高考的延续和发展。

手中这张已封存40年的《准考证》，虽然纸质已经发黄，但它见证了一个时代，改写了许多青年人命运，最终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