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腊月，母亲带着两个柜子和一口箱子嫁给父亲，那一年，母亲二十，父亲二十四。当我和母亲聊起当年的事，年届八十有二的她回忆起来，仍然满脸欢欣，每个时间节都记忆犹新。

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出身富农的母亲是不会轻易下嫁给出身贫农的父亲。可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三个年头，农村社会即将完成土地改革(俗称土改)，并拉开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帷幕。历史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也改变了父亲的命运，曾经贫苦的人们一下成为国家的主人，也使得母亲和父亲的结合得以实现。年青时被抓过壮丁又死里逃生的父亲，是个有情有意、聪明勇敢的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对待娶老婆这件事一点也不含糊——硬是挑起一担苞谷到宜昌换回了一副银质手镯，送给母亲情订终身。

母亲嫁给父亲是明媒正娶，有家族德高望重之人主媒，并合了“八字”。尽管并没有人告诉她那合“八字”的结果，也没有举办隆重正式的婚礼，但她依然感觉很满足。婚后的生活，父亲一直主外，挣工分养家;母亲一直主内，相夫教子温暖家人。母亲与父亲在一起生活了64个年头，遇到家长里短的琐事父母亲都是有商有量，偶遇大事父亲则一锤定音。在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里，他们极尽一生的勤劳，把一个贫困、平凡的家庭，建设成了一个儿孙满堂充满温馨幸福的家园。直到今天，母亲都坚定地认为，那个为她和父亲说媒、合“八字”之人，都是最值得尊敬的。

1954年，刚刚一岁多的大哥与叔伯大哥因一个“挖锄楔子”的乌龙事件，父亲果断向爷爷提出分家单过的要求。随即，父母拿着分到的四个带豁的瓷碗住进两间偏房。生活虽然窘迫，但母亲并没有特别为难。原来，母亲出嫁时，外婆在那嫁妆里的一口柜子里装了满满一柜黑木耳。结婚后这一柜黑木耳卖出整整一百块钱，母亲清楚地记得这是这辈子的第一笔存款，分家后就靠这笔存款购齐了锅碗瓢勺等生活必需品，还买了一头仔猪。应该说是母亲的嫁妆撑起了一个正式另立的门户，但说起这事来母亲既心酸又感慨万分。在她出嫁的那个年代，别家姑娘都不时兴陪送嫁妆了，但外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她置办了“两柜一箱”。尽管买不起红色的“洋漆”，外公还是亲自一刷一刷给这柜箱都涂上了一层厚厚的黑色“山漆”。现在想想，我也不敢肯定那一柜黑木耳，在那个经济极端匮乏的年代究竟值多少钱。但我深深地相信，普天之下的父母都在尽最大的努力让儿女生活幸福。

母亲的嫁妆终于从偏屋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正屋。那一年是1962年，父母带着通过卖猪仔的积蓄和舅舅的借资总计一千多块钱，开辟了新屋场，盖起了干打垒带跑马阶檐的明五暗七“豪宅”，完成了分家后的第一个梦想。至今忆起那段岁月，母亲依然一脸的幸福和向往，说不感觉累，也不苦。那时大哥都已经能带着二哥开始为建造新屋“帮工”了，姐姐也领三哥在新屋工地学爬行，他们几个都有幸成为父母实现愿望的见证人。唯有我和四哥是局外人，我俩是坐享其成直接生在新屋长在“豪宅”。我出生于1969年，从记事起，母亲的嫁妆就一直静静地存放在新屋的阁楼里，但它却一刻也没逃出我童年那颗好奇心的惦记。从小到大常常情不自禁地开锁拉门，总希望在那些箱箱柜柜里寻觅到母亲珍藏的“宝贝”。可每每看到的都是装得满满小麦、玉米和黄豆，再也没有了黑木耳的踪迹。

弹指一挥间，40多个年头过去。当年父母齐心协力建造的“豪宅”，已被我们兄弟习惯性称为“老屋”。父母已搬出老屋多年，虽然门草丛生，但却风雨屹立，至今老屋在，母亲的嫁妆也还在老屋。只是父亲已驾鹤西去，留给母亲的是每餐饭前的睹“碗”思人，老泪纵横。透过泪光回望老屋，母亲已掸尽嫁妆上厚厚的灰尘，让我真真切切地看到那乌黑光亮的箱柜里，装满了她与父亲从容走过的美满幸福生活的点点滴滴，也装满了她对父亲无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