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唤起我对粮食的记忆，是一篇名为《面包比黄金还贵》的文章。文中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地主，另一个是长工。洪水来了，地主背起一袋金银财宝，长工拎上一袋窝窝头，他们都爬上了树，暂时躲过一劫。但天公不作美，洪水一连几天不退。地主揣着金银财宝，眼巴巴看着在另一棵树上啃着窝窝头的长工。再后来，地主饿得终于扛不住了，但他依然紧紧抓住那袋金银财宝，洪水把他送去了天国。长工靠着那袋干粮扛到洪水退后，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

文章虽有辛味，但从另一个侧面启迪人们关切粮食。挨饿的滋味是不好受的，这种滋味一直纠缠到我读大学。小时候阿婆不止一次跟我们兄弟几个说起我儿时的事情。由于缺粮，母亲怀我时缺少营养，生下来只有三斤一两，就像田间的老鼠那么大。虽是头孙，但那时老辈人都要我当“海军”(往河里丢，弃养)。独阿婆坚决不干。三十年后，我在地方当了县长。阿婆的几个妯娌打嘴角(乡语，闲侃)时说，还是“土桥婆”(阿婆娘家是邻近的土桥村)眼看得远，要不我们村真的丢掉了一个县长啊。这是后话。

还是缺粮，听母亲说，一岁时的我只能靠腿的力量移着屁股慢慢挪动。有一天晚饭后，我斜着身子向有些光亮的大门挪去，发现门槛上居然落有一粒米饭。我本能地停下，粘着灰尘的小手把饭粒一捏，又往小口里一塞，脸上还美滋滋的。这个动作正好被母亲撞着了，她弯下腰把我抱起紧紧搂在怀里，心疼的泪水淌过我小脸往下滴。

我三岁多才会走路，小学、中学都被打入“不长进”(乡语，发育不正常)另册，高中时还不到70斤，读大学时体检，体重只有46公斤，当时让体检医生吃了一惊。

记得大学报志愿时，我专挑月供饭票最高的专业，农林专业月供42斤，地矿勘探专业是每月45斤。因为生在农村，所以报了比较熟悉的农业专业。即便这样我还是寅吃卯粮，常常得到善意的同学们的救助。

挨饿，造就了我的“吃货”本色，家里从来就没有被倒掉的菜饭。直至现在不论是大餐还是自助我都落实光盘行动，那种狼吞虎咽的食姿和永远填不饱的胃口，实让已经有些营养过剩的同路人叹为观止。

粮食，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甚至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愁”情结。这种情结让我产生了参与推进粮食生产和解决吃饭问题的使命和责任。我在昌江任职时，在全县力推抛秧技术，还组织了多个现场推广会。因为它能让水稻增产10%以上。在屯昌任职时，大力推广杂交水稻良种，使全县水稻生产实现良种化全覆盖。去年三月间，我应邀出席“南繁论坛”，跟袁隆平院士同台共话南繁产业化发展，把南繁产业链条延伸到旅游观光、科普、休闲体验度假等。我还参与策划推进南繁论坛公园项目建设，后来，还发表了一篇短文《赶赴国家水稻公园的念想》。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粮食，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大至一个国家，它关乎国家稳定和兴亡;小至一个人，它关乎个人温饱直至生存。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领袖们无一例外地重视粮食问题。井冈山时期，毛朱下山挑粮;长征路上，各级指战员亲力亲为筹粮;延安时期，王震的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荒种粮;解放前夕，派出征粮队，陈云亲赴上海坐镇指挥。

建国后，我们党把粮食放在极其特殊的地位上谋发展。毛主席当时就提出一个战略口号“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要知道，解决数以亿计人的吃饭问题并非易事。对于粮食生产，习主席的话朴实直观，透出了睿智自信：“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终于用不足全球8%的耕地，解决了全球近1/5人口的吃饭问题。近年来，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增，创造了伟大奇迹，也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亨廷顿之问。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传导了一个强烈信息，主要以“三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三园”(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一体”(田园综合体)为抓手，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我们期待并坚信，我国粮食生产将从“十二”连增向稳定总量、优化结构、提升质量的新目标开拔。让全国人民不但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那段挨饿岁月，将成为永远的记忆。

(作者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海南分行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