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年关，我就想起儿时杀年猪的那一幕。

如果是土生土长在东北的乡下人，大概都会晓得杀年猪的含义。年关到了，家家都在盘算着，把养了一年的肥猪宰掉。猪肉大部分会被卖掉，换些过年用的零花钱，剩下的肉就留做过年时自家用。但在我的故乡却有那么一种习俗，就是不管哪家杀了年猪，都要邀请乡里乡亲来家吃上一顿，而小孩子总是要轮到最后一拨儿的。尽管是这样，每当临近年关的时节，最盼望杀年猪的，恐怕还是要数当年我们这些孩童。

杀年猪的那一幕是很有一番情趣的。

头天晚上，父母先到屠户家约好屠户。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一家人就早早地从热乎乎的火炕上起来，抬出一张大炕桌，摆放在农家小院当中，再拿出一个木盆子来准备接猪血用。等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完之后，就专等那屠户的到来。要不了多长时间，随着那“嘎吱、嘎吱”的踏雪声由远渐近，屠户领着帮手来了，于是农家的小院里顿时热闹起来。屠户真够麻利的，一条系好猪蹄扣的绳子在他手里上下翻飞，如同变戏法一样，三下五除二，一头几百斤重的肥猪，刹时间便被绑缚得牢牢的，只能“嗷嗷”地叫了。几条壮汉一拥而上，把肥猪抬到院中央的炕桌上，随着一声惨叫，杀年猪的第一道工序宣告结束。

接下来，当然是邀请众乡邻来共享这一年来全家人的希望了。在那个年月，物质极其匮乏，养一头年猪，要靠全家人去田间、地头挖野菜，在生产队已经清收了几遍的田野上挖老鼠洞，找一点老鼠用于过冬储备的粮食来饲养这头年猪。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这头年猪在每一位被邀请来的乡亲们的眼里，饱含着一种对过去一年的感慨和对新的一年的希冀。于是乡亲们端起了一碗碗家乡酿制的小烧酒，挟起热气腾腾的农家大烩菜，坐在烧得热乎乎的火炕上，拿出我们关东人特有的那股豪爽劲儿，话别逝去的一年，畅说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而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杀年猪就不仅仅意味着过年了，而且还意味着全屯儿人的团聚，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们打一打“牙祭”。那年月，忙忙碌碌一整年，能吃上几顿肉啊?

说起杀年猪，有一件事儿，令我终生都难以忘怀。

记得有一年，天嘎巴、嘎巴冷。那天晚上，我跟二哥捡粪回来，正在往灶膛里填柴火，父亲进屋了，他抖了抖身上的雪花儿，说：“他妈，后天就是小年了，咱家的年猪就定在后天宰吧，你看呢?” “行!”妈说，“我明天早上就去找杀猪匠，约好屯儿里的乡亲。”听到爸妈这番对话，我差点乐得蹦了起来，正当我兴奋得有点儿忘乎所以的时候，透过灶膛里闪烁的火光，我分明看见二哥的脸上流下了一行泪水，我真是大惑不解，用胳膊肘捅了捅他，小声地问：“二哥，你咋地了?杀年猪，打牙祭，你还不乐?”

“你知道啥?你看我，唉———”，说着，二哥张开了嘴，用手指着牙齿，我看了看二哥的牙齿，顿时大悟。原来二哥正在换牙———有一颗牙齿已经被新生的小牙顶得只连着那么一丁点儿肉了。“老弟，偏偏赶咱家要杀年猪了，我这牙就是不掉，能‘抢上槽’吗?感情你们吃得满嘴流油，我……唉———”二哥说着又叹息了一声。

要是说起养这年猪，二哥确实是出力最多的了，可到头来，却……咋办呢?看着二哥那副沮丧的面孔，一个奇妙的想法忽然在我的脑海里产生了。“二哥，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就怕你挺不住”。“去你的，要拔牙吗?我都试了好多次了，实在是太疼了。”二哥说。“不，我用线，用咱妈缝衣的线，把你那连着牙的一丁点肉系住，使劲一勒，准成!”二哥没吱声，转身回屋把缝线板递给了我。我如法炮制，嘿，真灵!二哥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那牙齿已经掉了。“疼吗?”我问，“还行，你小子!”二哥拍了我一下，说道：“去，给哥拿碗凉水来。”我看见二哥漱了几次口后，掉牙处不再出血了。透过那噼噼啪啪燃烧的火光，我还看见，二哥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光阴如梭，一晃儿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昔日的“馋小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了。然而，每当年关到来的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儿时杀年猪的那一幕，回想起伴随这一幕而闪现出的一个个故乡人的熟悉面孔，回想起为吃年猪肉而宁愿拔掉一颗牙齿的二哥。对于生活在今天的孩子们而言，吃炖肉实在是家常便饭。我曾经把这些往事讲述给已经上了大学的女儿听，女儿眨着大眼睛反倒问我：“二伯伯怎么那么馋呀?”不知为什么，当女儿这句不经意的反问传入我的耳畔的那一刻，我的内心真是如同打翻了的五味瓶，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我很想说：孩子，你不懂哪个年代，这并不怪你，但你应该珍惜今天，珍惜这经过改革开放洗礼后的幸福生活，只有当你懂得珍惜今天的时候，你才能读得懂爸爸的童年，才会理解那个为了吃上年猪肉而拔掉一颗牙齿的纯真少年。

回忆起儿时杀年猪的那一幕，眺望那已经逝去的岁月，涌动在我心底的不仅仅是感慨，因为这段往事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定格。由于这定格的存在，我继承了故乡人那种豪爽与淳朴的性格;由于这定格的存在，使我永葆关东人那股特有的厚道与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