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从全球比较来讲，关于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中国还不算高，但是最近几年增长很快。

数据显示，2006-2016年，中国家庭部门杠杆率从11%上升至45%，十年间增长3倍。2008年中国的家庭负债率只有20%左右，在此之后上升得很快。对比2008年之后各国家庭部门加杠杆的速度，中国是新兴市场的2.6倍。

分析可得，购买房地产是很多家庭负债上升的主要因素。但是需要我们仔细分析的是，贷款数量增加和房地产价格上升也是负债上升的重要原因——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单笔贷款金额占整个家庭资产负债比重大幅度上升，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杠杆无处不在，问题是怎么把握和运用，关键在于“度”。因为，所谓去杠杆，就是要减少负债，但若要维持经济增长，则须增加一定的债务，提高杠杆率。而从事杠杆操作，本就是现代工业社会区别于传统农耕社会，从事正常运行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管理债务和杠杆的要义，应当是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并把杠杆率限制在可持续的范围内，以及把控债务增长的质量。

这就不难理解，对于近年来家庭部门较快增长的杠杆率，周小川指出：“不是说现在就要去杠杆，而是说增长的过程要注意质量，要使增量部分保持稳健，同时又是高质量的。”

其实，中国对金融杠杆的控制，正在探索一套具有特殊阶段性特点和中国化特征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例如在2009年以后，中国非金融部门总体杠杆率是逐渐攀升的，但是2016年略有下降。这与2015年政府提出“三去一降一补”战略，采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成果密切相关。

从家庭部门情况来看，有两个指标可以进行比较，一个是杠杆率，即家庭部门的债务除以GDP，再一个是家庭部门的利息支付除以GDP。比较这两个指标可以看到，虽然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利息支付占GDP的比重却在2016年有了下降，也说明“三去一降一补”在调控家庭部门杠杆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监管层为提高家庭部门杠杆质量已经开始行动。例如根据国务院“严格管控各类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指示精神，银监会已就加强消费信贷监管专门作出批示、部署，各派出机构已开展行动，从开展风险排查、加强规范管理、加大监管问责三方面入手，严查个人消费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我们希望，未来的有中国特色的杠杆运用，一方面更多是让负债率过高的市场主体实实在在地去杠杆，通过资产出售及核销债务等综合手段，减少不必要的信贷依赖和资本占用;另一方面，通过监管有效提升诸如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质量，提高资本使用效率，让资源更合理的配置，以便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就需要继续加强金融监管、打破刚性兑付、消除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强化地方财政预算的硬约束等，实现真正的经济上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