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到今年初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再到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箭在弦上。而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供给侧改革中的重要一环，无疑将面临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日前，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冯建龙以自身经营管理的亲身实践和体会，畅谈如何看待当前浙江经济形势和企业面临的困难增多、风险加大，提出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在供给侧改革进程中，究竟应该如何谋篇布局，方能乘势而上，有所作为。

浙江经济处在“成长中的烦恼”

当前，在经济增速变缓、动力转换的背景下，一些企业经营风险还在加大，银行不良率还在集中暴露，出口增速有所放缓，浙江经济因此有所“受伤”，由此引来一些对浙江经济金融不看好甚至唱衰的声音。

经济决定金融，银行与企业唇齿相依、血脉相连。浙江经济的变化，银行最先察觉到。对此，冯建龙认为，这些正是供给侧改革进程中，浙江经济在转型升级组合拳倒逼机制下，加速出清传统过剩产业，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所产生的经济现象，是“成长中的烦恼”。

冯建龙分析，浙江经济先知先觉，在全国率先转型回升，许多创新探索本无先例可循，面临着率先示范的“烦恼”;浙江作为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大省，在国际、国内两大市场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爬坡越坎”，面临着异军突起的“烦恼”;浙江经济形成增长中高速、产业中高端新常态，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从产能扩张向创新驱动转变的成长过程的“烦恼”。

近年来，浙江在发展互联网产业、建设特色小镇、五水共治等方面做了许多实践探索，打出一系列转型升级的组合拳、先手棋，吻合了供给侧改革的思路，浙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正在形成。

冯建龙认为，浙江经济舞台上，不再只是纺织、服装、皮革、五金、家电等传统产业，一批先进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医药等新兴制造业和物流、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已逐渐唱主角。

冯建龙表示：“我们对浙江经济的观点就是来源于农行经营实践。”从农行浙江分行近三年数据看，先进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医药等新兴制造业新增贷款301亿元，占制造业贷款增量的64%;物流、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新增贷款341亿元，占法人贷款增量的41%。

理性看待信贷风险暴露

这几年，浙江的企业风险暴露总量较大，企业不良贷款连续四年出现了“双升”。对此，冯建龙认为，眼下的风险与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从表面看，虽然当前企业层面的风险还在持续暴露，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层次的风险诱因已然出现明显变化。

对于浙江此轮风险暴露，冯建龙分析其深刻原因：一是浙江经济以民营中小企业、外向型经济为主体，又集中在传统行业，技术含量不高，容易受国际、国内两大市场波动影响。二是经济调整两次并作了一次，风险累积过大。2008年前后，浙江一些企业已经出现了调整迹象，但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调透，延缓了经济周期。三是浙江民间借贷最盛，企业间相互担保普遍，一些企业过度融资和投资，一旦资金链断裂，加速了风险蔓延。

“信贷风险暴露有个滞后期。正因为前些年种种因素埋下的风险，才导致了在本轮经济调整中浙江经济受伤较大。然而，现在的风险暴露期不是风险潜伏期，更不是信贷收缩期。恰恰相反，随着信贷风险的暴露，不良贷款的出清，腾挪空间的加大，经济在转型中已出现了上升态势，出现了新常态。”冯建龙说。

冯建龙指出，围绕“十三五”规划，服务供给侧改革，目前正是信贷的投放期，这不仅是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也是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这几年，农行浙江分行围绕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浙江省委、省政府“五水共治”的决策部署，率先推出“五水共治”专项信贷产品，现已贷款300多亿元，带动项目投资600多亿元。

不仅如此，小微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再现。为支持科技型企业培育，农行在浙江省设立了12家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同时与政府公益性担保基金合作，以10倍的信贷杠杆扩大小微企业支持面，目前农行浙江分行小微企业贷款户数达到44168户，贷款余额1913亿元，户数、余额均居全国农行首位。尤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鼓励下，小微企业客户数近一年来增加了1.5万户。

“浙江金融业风险可控，浙江仍然是全国金融业发展的优质区域。”冯建龙坚定地说，“浙江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浙商义利兼顾、敢于担当、敢于创新的精神品质没有变，浙江银行业机制活、动力足、竞争力强的优势没有变。”冯建龙分析，目前浙江银行业的不良率为2.37%，是完全有能力消化的。经过近几年的风险释放，浙江实体企业因主业问题出险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现在主要是资金链、担保链的问题，如果得到稳妥解决，浙江的企业、产业就会更加健康，浙江始终是金融业的争夺热点和深耕热土。

供给侧改革银行恰逢其时

“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把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业和企业淘汰掉。”冯建龙直言，“这是一次彻底有效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为银行优化资产结构提供了大好时机。”

冯建龙介绍，近三年来，农行浙江分行一方面通过做减法，主动退出和清收“两高一剩”行业、低小散企业和“僵尸”企业贷款630亿元，有效净化了资产。另一方面通过做加法，新增贷款1550亿元。两者叠加相当于新增了2180亿元的优质资产，占该分行信贷规模的26.7%，而且主要投向物流、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兴制造业，有效优化了资产。

“围绕供给侧改革，用几年的时间进行‘换血’，银行信贷结构必将出现历史性变化，为新一轮良性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冯建龙认为，供给侧改革为银行消化不良资产赢得了空间和时间。“供给侧改革在基础设施、重大工程、新兴产业、‘三农’等领域，为银行提供了历史性的资产业务增长点。通过有效资产投入，盈利水平提高，效益平稳增长，银行就有能力和实力来消化不良资产，否则就会很难恢复元气，很难走出风险圈。”

冯建龙表示，这几年，农行浙江分行一直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不搞“单边清收”，而是“两条腿”走路，既抓有效投入，也抓包袱消化，贷款利息收入对全行的贡献度一直保持在70%以上，近三年来共消化了不良贷款300多亿元。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要务

银行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对于银行来说，风险暴露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

对于此轮浙江银行业的信贷风险暴露，冯建龙总结了三条经验教训：一是金融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支持实体经济这一本质，脱实向虚，信贷资源的错配必然导致风险的累积和爆发;二是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周期把握信贷投放，切不可在经济过热时盲目浮躁地跟进，要有逆周期的思维，做到“喜中见忧、热中见冷”;三是银行信贷经营和规模扩张必须与其相应的管理能力相匹配。就浙江而言，浙商遍布世界各地，全省7.5万亿元信用中至少有1.5万亿元投资在省外，许多企业是在省外出了风险传导回到浙江母体。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集团性客户的管理，以及融资模式的审慎创新，防止过度授信和金融“非理性溢出”。

“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面临挑战，唯有坚持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金融业发展的要务，才能让金融真正发挥现代经济核心的重要作用。冯建龙指出，这一轮的风险暴露虽然带来了剧烈的阵痛，但不会是长痛，通过这样的“洗礼”，银行经营队伍得到了锻炼，风险管理水平得到提高，更有利于浙江银行业在扬弃中“涅槃重生”。

互联网思维破解农民贷款难题

供给侧改革，特别是“三农”领域的供给侧改革，离不开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有力支持。但是长期以来，农村领域贷款难、担保难等问题，始终是制约“三农”领域有效发展的“瓶颈”，也是供给侧改革中的短板所在。

对此，冯建龙指出，必须创新理念，破解农民贷款难、担保难、贷款贵的问题，同时，引入互联网思维破解农民生产、生活与信用“两张皮”。

冯建龙表示，当前农民贷款最大的问题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缺乏抵押和担保、信息不对称。对此，农行浙江分行创新推出农村金融“六自治”服务模式，即以村两委为依托，采取“客户自荐、担保自组、借款自主、用款自律、服务自助、守信自励”的方式，将村民的个人信用、勤劳品格等纳入村集体民主自治体系，变为可融资的资本，经审批在村里就可以自助贷款，随借随还。

目前，农行浙江分行已经在全省创建金融自治村467家，遍及所有县域，发放贷款32亿元，惠及农户近2万户，没有一笔逾期。而且平均利率在基准利率上下，大大低于农村民间借贷利率，一年利率优惠可以节省农户利息支出7500万元。

盘活农民“沉睡”的资产方面，农行浙江分行在嘉兴桐乡创新推出了全国首单农村“三权”保证保险贷款，通过政府增信、保险公司投保，不但分散了风险、降低了成本，而且打通了激活农村资本的通道。

“一直以来，农民生产生活与信用‘两张皮’，按照传统的方法很难破解。”冯建龙表示，要引入互联网的开放思维，以“惠农通”为基础，探索农村金融互联网建设，构建农村生产、流通、消费、金融等需求场景，这样农民在线就可以购买农资品、销售农产品、接收农家乐订单，在线结算、融资，日常生产生活数据就可以成为融资的依据、展业创业的资本。

数据显示，近三年来，农行浙江分行新增“三农”贷款677亿元，贷款增速21.6%，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2.08个百分点，“三农”贷款总量达3814亿元，占全行贷款的46.65%，三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新增农户贷款58亿元，总量达144亿元，不良率为1.2%，低于浙江区域内不良率1.17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