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金网北京讯(农村金融时报 记者魏再晨)在今天举行的2019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发表演讲称，中国应认真总结农信社改革的进程，从中吸收经验，也接受教训。他表示，普惠金融的激励机制和社会责任需要取得平衡，如果过于强调社会责任，但激励机制不合理，会影响普惠金融的财务可持续性，甚至鼓励“冒牌“活动出现。

　　周小川回忆，亚洲金融风波期间，中国农村金融面对了很大的困难，当时农村合作基金会“大面积地垮塌”。当时，有关部门在推动农信社改革时，力求设立最好的激励机制，强调了农信社的健康发展。当时一段时间内，“三农”融资逐渐走弱，这一系列改革提升了支农的力度，支持农民进城务工、办企业，很多指标得到了改进。

　　上世纪8、90年代，作为资金互助组织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农村地区一度盛行。但由于农村合作基金会组织制度混乱，再加上外在的制度环境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等多重因素叠加，1999年1月8日，国务院正式宣布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

　　回忆这段历史，周小川强调，合作制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模式，但金融的合作如果没有资本金的话，会减弱合作组织风险承担的能力，在经济发生变化的时候，出现很大的脆弱性，进而导致生存问题，无法发展下去。此外，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财务形式、健康性、抵御风险能力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畸形性。这些教训都需要被现在的农信机构所警惕。

　　“金融机构应该与实体经济是共生的局面，有了好的实体经济就有了更多的金融服务需求，同时也能保证金融服务的质量和合理的回报。”周小川认为，不仅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农信社和“三农”之间同样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零和游戏”。

　　“比如在农村的一个村里，看着有几个人是搞信用社的，其他人是种地的，如果搞信用社的人可能就收入比较高一点，如果他们让出点利益，农民就富了，这就是一种所谓‘零和’的思想。”周小川认为，共生的思想就是让金融支持农户进行发展，但与此同时农信社也必须有合理的财务回报。

　　这就意味着，农信社的贷款价格需要合理化，需要反映风险，从而帮助农信社获得财务健康，并能不断地在资本上略有积累，才能够与实体经济共同不断地向前增长。

　　因此，周小川强调，需要把激励机制和社会责任两者平衡，做到一种更好的结合。“往往人们强调社会责任，但是如果激励机制设计得不合理，会影响普惠金融的财务可持续性，会影响积极性究竟向哪个方向发挥;甚至弄得不好，鼓励了一些‘冒牌’的活动。因此，我们说设计好激励机制是十分重要的。”